漢初工商管理與私營工商業發展論文
漢初私營工商業達到了中國 古代私營工商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漢初將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治國安民、發展經濟的總方針。這種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經濟領域，則是工商管理政策較為自由放任。其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孝惠高后時，以“天下初定”為名，下詔“復馳商賈之律”，不再限制商賈“衣絲乘車”從而初步改善了工商業者的地位。
其二，采取“勿擾獄市”式的工商管理政策，盡量減少政府對正常市場貿易的不合理干預。這種市場管理方式本是曹參在齊地為相時所用，任朝廷相國后，遂推行全國。
其三，開啟關梁。關梁制度起源很早，其作用在于維持國家安全、稽査行旅、征課商稅。西漢建立后，實行“開關梁，馳山澤之禁”[2]325>3283免征關稅的政策。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取消進出關卡檢查“符傳”的規定，聽任商旅自由往來。直到景帝時，因七國叛亂，才一度恢復關梁之制，“復置諸關用傳出人”。
其四，馳山澤之禁，允許民間自由經營鹽、鐵、錢三大業。漢初對山林川澤實行開放經營的政策，“開關梁，馳山澤之禁”[2]3253_3283，各業生產聽任民營。從劉邦開始，就將冶鐵、采礦、煮鹽下放給私人經營鹽鐵皆歸于民”，并準許私人鑄錢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呂后時雖曾一度下令將鑄錢業收歸國有，但文帝即位后“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同時宣布取消呂后時鹽鐵私營的禁令，“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聽任民間自由經營，政府不直接干預。
在寬松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漢初的私營工商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甚至達到了中國古代私營工商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1。經營種類豐富，如冶鐵、煮鹽、鑄錢、紡織、漆器、制陶等等，幾乎遍及當時所有行業
第一，冶鐵業。鐵器作為人們生產、生活的必備工具，實際需求量很大，漢初的許多富商大賈就是以經營冶鐵業發家致富的。“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宛孔氏之子，梁人也，用鐵冶為業……家致富數千金”，“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武帝任用的改革大臣——孔僅也是大鐵商出身，“……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當然，除了這些豪強大賈經營冶鐵外，也存在許多民間小型的冶鐵作坊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反映的就是農村鐵匠制作農器的情形。
第二，煮鹽業。在鹽鐵官營以前，經營鹽鐵是兩個最獲利的行業。《漢書。食貨志》載，漢初富商大賈“冶鐵鬻鹽，財或累萬金”；《史記？貨殖列傳》載，齊人刀間“逐漁鹽商賈之利”，“起富數千萬”。而且主管鹽鐵官營的大農丞東郭咸陽也是齊地的大鹽業家，“咸陽，齊之大煮鹽……皆致產累千金”。當時的諸侯王國也經營煮鹽業。《漢書？吳王濞傳》載：吳“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在非常珍貴的出土簡牘中，也有關于私營煮鹽業的記載，《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金布律》云：“諸私為鹵鹽，煮濟、漢，及不私鹽井煮者，稅之。縣官取一，主取五。”這是呂后二年頒布實行的對私營煮鹽業的稅收規定。可見，私營煮鹽業在漢初是非常興盛的。
第三，鑄錢業。鑄錢手工業是漢代三大手工業之一，在漢初的大部分時間里是允許私人鑄錢的。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通過鑄錢積累了大量財富。《史記？吳王濞列傳》載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為鹽，以故無賦，國有肥饒。”因為鑄錢“為利甚厚”，從而出現“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日多”mn49—1240的局面。直到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政府才嚴禁私人鑄錢（漢初的呂后時也曾一度取消私鑄，但很快又放開）。雖然法令嚴酷，但盜鑄仍十分猖獗，《漢書？食貨志》載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可見，私鑄風之盛。
第四，紡織業。紡織業是漢代又一個重要的私營手工業部門。《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經營規模較大的紡織經營者，他們一年能夠生產并銷售“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盈利二十萬錢，可以“比千乘之家”。而更為普遍存在的是家庭紡織業，即所謂“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諸如此類的記載在史書中屢見不鮮。齊魯之地是西漢紡織業的重要地區，《論衡？程材篇》載：“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對此，張鶴泉先生認為王充提到的在齊郡世世代代以刺繡為生的人，應是專門經營紡織業的獨立手工業者。西漢齊魯地區民間生產的紡織品銷售面很廣，其產品幾乎遍及全國各地。當然，其他地方也有來自民間的紡織品，“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
第五，漆器業。漆器是以漆樹液體為主要原料，經過若干道工序加工制成的器皿。漢代漆器業在戰國基礎上發展迅速，并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道：“陳、夏千畝漆……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木器髹者千枚……此亦比千乘之家”。由此可見，漢初允許私人制漆，并且具備一定規模。現已出土的漆器中就有一些出自私人作坊之中，但所有這些漆器銘文的姓氏，只能是漆器手工業作坊主的姓氏，比如“橋氏”、“中氏”即是橋姓和中姓的漆器手工業作坊產品的標志。
第六，制陶業。陶器是漢代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器具，而統治階級享用的多是銅器和漆器，很少使用陶器，因此私人經營的制陶業是比較普遍的一個手工業部門。“陶器價值比漆器銅器為低，為一般人民所需用。除官府制造大量磚瓦之外，而私人的作坊，注重在陶質的用器及明器。西漢咸里所造的各種陶器，尤為具體的表現”。在出土的陶器中發現有一些帶有吉祥語的銘文，也屬私人制陶作坊的產品。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一座漢代城址發現兩件陶甕，在肩部都印有“大富”的銘文，洛陽燒溝漢墓中也出現刻銘“日利”的陶甕，宋治民先生認為“這些吉祥語也見于銅器和鐵器上，是私人經營的制陶手工業作坊投放到市場上的產品的一部分”。
2。無論從生產技術水平，還是從銷售方法上來看，漢初私營工商業都達到了較高水平
現存史料中有一些反映私營手工業技術水平高的記載，如，《西京雜記》中有反映鑄錢技術的記載：“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反映鐵器質量高的有：“器和利而中用”、“善器”。從出土的實物中也能看到漢初私營冶鐵技術之高。在漢初已能鑄造出低硅灰口鐵，1972年在萊蕪出土的農具鐵范為此提供了佐證。鐵范的金屬檢查及化學分析表明：石墨呈片狀，含硅量為0。16%，這種低硅灰口鐵的生產被認為是鑄造史上的一項奇跡。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漢早期墓中曾出土1件錛，它是利用鑄鐵脫碳成鋼技術制作而成的。這種工藝是在鑄鐵返火過程中，以碳的氧化為主，不析出石墨而形成的鋼鐵復合件。西漢中期以后，這種工藝才更為普遍地流行，說明漢初冶鐵技術已十分精湛。紡織業中則可能已出現提花機。漢代提花機究竟始于何時，史界并無定論，范老認為是東漢明帝時方能制成織花機，郭老認為，西漢中期“已經使用提花機”了。王欣則認為提花技術難以排除漢初出現的可能性。筆者傾向于王欣的看法。
3。從規模上講，漢初，在私營工商業中不僅存在著可與官營工商業相媲美的大企業，也有遍及各地的小作坊、小商鋪
前者在鹽、鐵、鑄錢等行業中表現較為突出，《鹽鐵論？復古》云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人。”當然，在其他行業也存在大規模的生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載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頂，漿千甑，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這里列舉的釀酒、制醬、屠宰、販運、漆器、車船、銅器等眾多行業，都有著較大規模的生產。而且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也列舉了許多實例，比如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等人，均從事著大規模的生產經營。但是，這些大規模的生產經營只占一小部分，更為常見的經營規模并不大’很多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并且他們往往親自參加勞動，“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商賈……小者坐列販賣”。
4。從事工商業的人數增多
在漢初惠商政策的刺激下，農人“背本趨末”，“商賈滋眾”，“不可勝數”。在“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社會風氣的促使下，人們紛紛從事工商業，形成“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趨利如水走下”的社會景象。在較大的工商業中甚至出現有上千人的生產場面：“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人”。從事工商業者日眾的現象引起了具有憂患意識的政論家的注意，他們紛紛呼吁“驅民歸之于農”，著名的有賈誼和晁錯，賈誼曾兩次上書建議驅民著本。他認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今毆民歸之于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可以為富安天下”。繼賈誼之后，晁錯也強烈呼吁請“貴粟”以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因此，從他們的言論中也能看出從事工商業人數之多，以致引起他們的憂慮。對于漢初私營工商業的繁榮發展，除了以上直接的論證外，還可以從官營工商業在西漢前后期的發展變化中體現出來。西漢一朝始終存在著官營工商業，但前后期比重不同。尤其是后期的官營工商業無論從規模上還是經營的種類上都較前期更龐大豐富。
漢初私營工商業表現異常活躍，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流通領域來看，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榮景象；從生產領域來看，西漢手工業商品生產也達到了一定歷史高度。就連對唐代商品經濟評價極高的傅筑夫先生也承認，唐代手工業商品生產總的來看，“沒有達到第一次高潮（指戰國秦漢時期）曾經達到過的水平”；從工商業者的勢力來看，他們“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那些顯赫的列侯封君、軍功貴族在他們面前也“低首仰給”。對于這種現象，秦暉先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在我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總之，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在漢初達到了一個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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