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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時代文學中悲劇意識探源
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建安時代文學中悲劇意識探源的論文，歡迎各位古代文學畢業的同學借鑒!
【摘要】建安時代是社會動亂和政治黑暗的時代，但也是“人的覺醒”與“文學自覺”的時代，士人出于對無序、殘酷的現實的感傷以及對自身生命的悲悼，創作出了許多沉郁慷慨、洋溢著濃重的悲劇氣氛的詩文，深為后世推重，筆者認為這種悲劇意識以下三種來源：一是哲學思想方面的突破所帶來的“人的覺醒”;二是文學的自覺;三是現實的生存環境的影響。
【關鍵詞】建安士子;悲劇意識;推源
建安是我國文學十分輝煌的一個時期，通常所所謂的“建安風骨”主要就是在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風格特點，對這種文學風格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由此可見，建安時代的文學作品中，蘊涵著強烈的悲劇情懷。筆者認為，這種悲劇意識主要有以下三種來源：一是人的覺醒;二是文學的自覺;三是現實的生存環境的影響。以下詳述之。
一、人的覺醒
錢志熙先生在《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中有過這樣的論述：“建安時期在思想史上介乎漢和魏晉之間，是由漢末經學和子學向魏晉玄學轉化的過渡期;也是樸學向思辨哲學、浪漫哲學發展的過渡期。”，自漢武帝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被確立為漢代的統治思想。這套思想體系不但使人不敢對統治者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而且堵塞了人自由思考的空間，使人的存在真相被遮蔽，而抒發性情的文學精神同樣遭到了長期壓抑。
由正統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經學憑借皇權的大力支持，在漢代得到了長足乃至畸形的發展，終至演變為一種死板繁瑣的哲學，但到東漢，它自身的痼疾便明顯表現了出來，雖經統治者大力提倡，已難挽其江河日下的頹勢。儒生們不再因循前言，自身從意識形態的枷鎖里也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解放，傳統上與儒教相對立的道教也趁機抬頭，“隨著經學的繁瑣化和經學意識形態的逐步衰微，道家思想為多數士人所接受”道教中蘊含的對功名利祿的蔑視，對道德教條的猛烈批判，對人自身生命的深切關注，對于日漸陵夷的意識形態無疑是種劇烈的震蕩與瓦解。
建安文化正發軔于固化的意識形態的崩潰之后，在思想領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個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空前的彰顯。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里提出“人的覺醒”說便是個明顯的例證：“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即所謂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和反映在文藝――美學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簡單地說來，就是人的覺醒。”伴隨著人的覺醒，建安士人得以從兩漢時期的神學迷霧里走出來，重新審視現實與人生。人不再是虛幻的“天數”所推演而成，“天人感應”下的一個機械的感應器，而是一個深知寒熱，且歌且哭，面對現實和生命的苦難有徹骨之痛的活生生的個體。如果不能從意識形態的羅網里掙脫出來，認為一切都合情合理，任何苦痛不過是服從一道永恒的主宰一切的天命，建安士人恐絕難發出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等沉郁雄壯的悲涼之音了。
二、文學的自覺
在漢代由于思想的鉗制，文學長期以來都是作為統治者教化的工具，為統治者歌功頌德，鼓吹皇權。即便有抒發性情，仗義執言的作品，也是寥若晨星。兩漢之際，伴隨著統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危機的出現，士人思想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在文學方面也發表了一些異乎正統的見解。但是這一時代的文學精神并未得到完全解放，“一直到東漢末年，許多文學家都在自覺自愿地以文學來為國家服務”。他們只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文學，以“求實”的態度要求文學。比如“楊雄早年對漢大賦很熱衷，仰慕司馬相如，‘每做賦，常擬之以為式’(《漢書》本傳)，但晚年認識到賦無益于諷諫，就悔其早作，并發表了一些對賦的批評意見，如說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又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這顯然是是從儒家的實用立場來看待文學作品的。
直到建安時代，文學觀念才獲得了決定性的突破。“在文學觀念上，曹丕突破了儒家‘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傳統的詩教觀念。”他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氣為主”“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比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陳琳稱贊曹植的文章：“清辭麗句，焱絕炳煥”應認為藝與德緊密相連，君子應當兼而有之。對文學的特質均有較為清醒的認識，與之相應，他們的創作都能抒發一己的真實性情，王粲在《登樓賦》里刻骨銘心的鄉愁：“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逾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曹操面對無限浩瀚的宇宙，在《步出夏門行》對短暫的生命和渺小的個體的深切悲悼：“神龜雖壽，猶有盡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只有文學精神得到解放，作家們才能寫出如此富于悲劇意識的作品。
三、現實的生存環境的影響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時局動蕩，跌經黨錮之禍和黃巾起義的漢王朝統治秩序已然崩潰，迄至建安時代，天下已共苦戰亂久矣。軍閥的連年混戰不但使社會凋敝，底層民眾生靈涂炭，流離失所，就連“文人士子也命如螻蟻，朝不保夕，難得自全。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激發了曹魏統治階層內心之慷慨悲涼。”，以便把自己的才華與哀思傾注其中，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中的名句：“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便真實地描寫了漢末人民的勞役苦難，王粲在《七哀詩・其三》中的：“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燧，翩翩飛戎旗。行者不顧返，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等都是由目睹了戰亂的慘毒，對生靈所抱有的同情而寄托在作品中的哀思。
再則長期的戰亂使文籍散佚，禮樂流散。至于遠涉偏遠地區避難的文人學者就更多了，正如劉勰所形容的那樣：“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面對這種景象，作為文化的中堅力量的士人群體，他們心理上所受的刺激，是后世人所難以想象的。”身處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這些深刻體驗到心靈痛苦的建安士人唯有創造出與之相對應的藝術，才能擺脫掉精神上的重負，驅散彌漫在眼前的悲苦的愁云，因為“創造藝術是促使人們活下去的人生的補充和完成。”明乎此，那種深蘊在建安詩文中的悲劇意識在我們眼里便顯得順理成章了。
【參考文獻】
[1] 劉勰. 文心雕龍[M]. 周振甫, 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2] 錢志熙. 魏晉詩歌藝術原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3] 王鵬廷. 建安七子論述[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4] 李澤厚.美的歷程[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5] 孫明君.漢魏文學與政治[M] .商務印書館, 2003
[6]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 中國哲學史(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7] 吳云. 建安七子集校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8] 傅亞庶. 三曹詩文全集譯注[M].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9] 尼采. 悲劇的誕生[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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