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與《詩經》的詩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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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與《詩經》的詩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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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與《詩經》的詩學意義

　　摘要：《詩經》時代的“詩言志”與辭人的“發憤以抒情”，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前后相繼的詩學系統，其詩學上的理據就在于，前者固持著社會。后者關注著個體人生。社會與自我，珠聯而壁合，一個偏重主觀言志抒情的詩學傳統得以塑成。

　　關鍵詞：《詩經》;楚辭;詩學意義

　　詩歌是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透過詩人的個性體驗的產物。如果說，《詩經》主要反映了黃河流域一帶中原禮樂文化的特點：那么，以屈原的作品為代表的楚辭顯然帶有濃厚的江淮流域的地方色彩。劉勰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楚辭呈現了一種與中原《詩經》的風雅之聲大為不同的“奇文”風貌，呈現了一種充滿神話和原始宗教的熾熱情感和幽麗想象。

　　巫風楚語，這是辭人情感言述所呈現出的重要特征之一。之所以如此，顯然與楚地的巫文化有關。

　　楚國是一個巫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古代文獻中對此有片斷記載，《漢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淮南子》說：“荊人鬼。”《呂氏春秋》云：“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列子》說：“楚人鬼而越人。”王逸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m甚者，一些楚王還帶頭倡導巫風：“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而靈王鼓舞自若”;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身辱國危。”近半個世紀以來從春秋戰國南楚古墓中發掘出來的竹簡、帛書、帛畫等文物，也無不散發出濃郁的巫文化氣息。楊義先生說：“楚辭詩學的根基，須從春秋戰國時代長江文明的特征和長江民族的性格中去尋找。”顯然。用楚國的這一巫文化語境來解釋楚辭的這一“奇文郁起”、詭異譎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除了巫文化的社會文化語境，宋人黃伯思還表述過這樣一種意見：“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以此尋繹辭人的情感吉述，顯然這也是楚辭情感物化情態之事實。

　　由是觀之，楚辭可謂是一部少數民族的詩歌總集了。但是，就是這一巫風楚語的楚辭，“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在其產生不久之后的漢代。無論是推崇，還是貶抑，它就已被作為一種與《詩經》前后相繼的詩學系統來繼承了。那么。我們應該如何來把握這一情感言述史之現象?

　　在譯文版《楚辭》的前言中，霍克斯曾提醒過我們：“正是在中國古詩中，我們能夠找到一切詩歌之雙重源泉的跡象：人作為社會成員的情感表達和人作為獨特靈魂個體的情感表達。”

　　《詩經》時代，個體在“封建”的社會結構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歸依之處，禮德所塑的社會價值就是他們所需要踐行的價值。禮盛樂明，他們沉浸在整個社會的歡騰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是，雖然我們也看到了價值失落后的及時行樂與自適其適，可就整體而言，個體還是能夠在悖離的禮德社會中找到其人生的歸依與確認之處。由儒家所揭示的“美刺”精神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說，無疑頗能說明這一問題。這也可以從《詩經》所昭示出的憂患精神當中得以確認。一部《詩經》“憂”字前后出現八十余處，其中《大雅》僅9處。《小雅》40處。其余均出自《國風》。可見，變風變雅也著實昭示出了一種新的人生情緒。但細加尋繹，《詩經》作者群所“憂”之事皆極具體，幾乎看不到“終極性”的痛苦體驗，如《漢書，藝文志》所謂“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這里沒有靈魂無所措依的人生失據之感。《魏風・園有桃》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者自稱“士”，可能是個破落的貴族，據聞一多《風詩類鈔》。此詩之憂。在于“家室之無樂”。食桃、食棘都是“已成家室”的隱喻。“家室”之憂“其誰知之”，又隱含著不被他者理解的精神痛苦。《豳風・七月》云：“嗟我婦子，日為改歲，入此室處。”;“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其始播百谷。”[111(12-414)作者自稱“農夫”。生活在宗法社會的最底層。此詩之憂，在于“此室”的簡陋和“宮功”的繁重。一聲長“嗟”，又隱含著對不完美、不公正的人生際遇的感傷。但是，不難看出，無論是“士”之憂，還是“農夫”之憂，這里都沒有就“道體”本身的無限探索或省思，而是有感于現實生命里事物的直曲對比而產生的一種真實的生命感受。不言而喻，這是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情動于中，自然而發的一種社會情緒。而非是靈魂無所措依的一種人生失據。

　　隨著禮崩樂壞的加劇，“封建”的社會秩序走向解體，新興的士人階層崛起，社會已有的價值秩序遭到破壞。于是，這～新興群體“紛紛則已言道……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士志于道”成了這一群體的一個基本的人生固持。作為士人階層的詩人屈原也是一個“獨立不遷”以道自任，“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他的“道”即“美政”沒有實現。詩人不幸詩家幸，于是，屈原“發憤以抒情”，開始了一場有關人生出處，或者關于個體價值安放于何處，這一有關靈魂之旅的帶有“終極性”價值思考的尋繹。郁白先生曾指出，在《楚辭》中：“個人已斷開了與外部世界相連的臍帶，得孤獨地去面對雙重天地：他已久違的外部世界，和由夢想及幻影所構成的內部世界。”這個時代，原有的價值體系遭到破壞，人生何去何從都需要予以全新的思考。沒有人負責價值評價，價值評價掌握在士人階層自己的手中，這就是“士志于道”之固持。而理想的固持。無疑需要付出代價，也就是需要孤獨地去面對上述所言的“雙重天地”。因為人除了作為社會成員存在外。還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思考著個體人生而存在。可見，“詩言志”與“發憤抒情”，如果繞開儒家對于“情志，一也”的過于糾纏，我們會發現，這著實是昭示出了兩種不同的情感言述情態。

　　“言志”與“發憤抒情”，一方面固持著社會。一方面關注著個體人生。社會與自我，珠聯而璧合，一個偏重主觀言志抒情的詩學傳統得以塑成，一個完整的抒情精神也由此而奠成。《詩經》與楚辭，之所以成為一個前后相繼的詩學系統，我們認為，其原因就在于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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