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介詞語法化研究

時間：2025-07-29 05:46:45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漢語介詞語法化研究

　　漢語介詞語法化研究

漢語介詞語法化研究

　　摘要：語法化理論進入中國后，介詞研究進入全新階段。

　　據目前研究，介詞語法化研究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普通話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較其與普通話不同的層面;第二，雙音介詞、框式介詞研究集中于普通話層面，方言雙音介詞、框式介詞研究少;第三，漢語方言介詞語法化研究較少。

　　關鍵詞：介詞方言語法化綜述

　　20世紀90年代中期，語法化理論引入中國。

　　沈家煊(1994)在《“語法化”研究綜觀》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詞的語法化，并提出語法化研究的兩條路子與九條原則。

　　孫朝奮(1994)同年發表《<虛化論>評介》，介紹國外語法化研究的最新情況。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1995)發表《論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語義變化、語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種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要素。

　　以上三篇文章構成我國語法化研究的指導性理論，對漢語語法化研究產生引領性作用。

　　隨后，沈家煊(1998)又介紹了國外最新語法化理論著作《演變而來的語法》，明確表示贊同此書作者的觀點，認為弄清語法標記形成的歷史過程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要弄清詞義虛化機制。

　　語法化指導性理論建立后，介詞語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介詞語法化動因與機制

　　動因與機制問題一直是介詞研究的重點。

　　盡管目前學界對于“動因”與“機制”問題的認識存在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動詞為什么能夠虛化為介詞及怎樣虛化為介詞這兩個問題。

　　石毓智(1995)分析漢語介詞衍生的原因，認為漢語介詞的衍生與連動結構的時間一維性有關。

　　時間的發展只有通過運動變化才能為人所感知，它又是從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一維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計量它時，如果同一時間內發生多種多樣的運動變化，只能選取其中的一個來計算。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1995)提出，誘發漢語實詞虛化的因素有四種，即句法位置的改變、詞義的變化、語境的影響和重新分析，并討論了漢語“把”字句與“被”字句的產生機制。

　　金昌吉(1996)談到介詞來源問題時，贊同徐通鏘提出的“結構的不平衡是變異之源”的觀點，認為用“結構――有序狀態的變異――結構”這一公式可以解釋介詞的虛化問題，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洪波(1998)不同意石毓智的觀點，他認為時間的一維性對于漢語介詞的衍生只起間接作用，即它使得漢語介詞所從來的那些動詞在句法結構中的某些句法能力(如時體表現)大大弱化，從而為這些動詞向介詞虛化創造了條件。

　　他認為，漢語實詞虛化的機制有兩種：一是認知因素，一是句法語義因素。

　　劉丹青(2OO1)指出了介詞的前置與后置之分。

　　他認為，動詞虛化為介詞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賦元動詞，這是介詞的重要來源之一;二是連動句的句法環境，這是漢語前置詞來源的主流。

　　陳昌來(2003)也認為句法結構位置是動詞虛化的機制。

　　首先，虛化為介詞的動詞首先得能充當連動句的第一個動詞，構成“Np+Vp1+Vp2”的格式，或充當連動句的第二個動詞，構成“Np+Vp1+Vp2”。

　　其次，句法結構的變化和固定使得動詞向介詞虛化有了基礎或前提，而實現這種虛化還需要動詞詞義的泛化以至弱化、虛化。

　　另外，張旺熹(2004)對漢語介詞衍生的語義機制，李永(2007)對動詞詞義虛化過程中的義素變化，何洪峰(2012;2014)對漢語限域性介詞、漢語次生介詞的演化機制都作過詳細地分析。

　　根據目前研究來看，學者們對于介詞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問題，雖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解釋，但總體來看，都肯定句法位置是最重要的前提，語義的弱化則是另一重要的條件。

　　二、介詞語法化的過程

　　(一)普通話介詞

　　90年代以來，運用語法化理論分析漢語介詞語法化的個案研究碩果累累。

　　主要包括單個介詞的語法化研究及同類介詞的對比研究，以下為近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論著。

　　馬貝加撰文研究“向、沿、同、就、經”等介詞的虛化過程，后又撰寫《近代漢語介詞研究》一書，集中研究了各介詞從古至今的演變。

　　相關研究的文章還有李琳瑩《介詞“對于”的意義和用法考察》(1999);陳安平《介詞“問”的產生》(2001);蔣紹愚《“給”字句、“教”字句表被動的來源――兼談語法化、類推和功能擴展》(2003);陳勇《上古漢語“從”的虛化及發展》(2005);章家誼《“讓”語法化過程的個案分析》(2005);陶振偉《“到”的語法化》(2006);何洪峰、蘇俊波《“拿”字語法化考察》(2005)。

　　邵宜《介詞“往”的語法化過程考察》(2005);劉永耕《動詞“給”語法化過程的義素傳承及相關問題》(2005);肖任飛、陳青松《介詞“向”“往”“朝”的句法語義模式分析》(2006);周芍、邵敬敏《試探介詞“對”的語法化過程》(2006)。

　　黃敬軒《漢語介詞“就”的語法化歷程》(2007);劉祥友《“向”的介詞化過程》(2007);林運運《“把”語法化過程及其機制》(2007);鄭宏《介詞“將”的產生》(2008);劉瑞紅《介詞“自”和“從”歷時比較簡析》(2008);晁端《漢語“給”的語義演變》(2013)等。

　　(二)方言介詞

　　隨著語法化研究的深入，方言介詞也成為語法化的主要研究對象。

　　以下是一些學者對漢語方言介詞語法化的研究成果。

　　鮑厚星在《長沙方言研究》(1999)一書中分析了“得、噠、在、到”四個虛詞的異同，構擬了它們演變和發展的路徑。

　　劉丹青(2003)發表《語法化中的共性與個性，單向性與雙向性――以北部吳語的同義多功能虛詞“搭”和“幫”為例》一文，通過分析吳方言中的虛詞“搭”和“幫”的語義、用法和語法化路徑，發現兩者的多功能性和相反的語法化途徑。

　　榮晶、丁崇明(2004)《昆明話的“著”字及其語法化過程中的歷時擇一與共時制衡問題》一文通過對比新老昆明話的語音差異，結合歷史文獻和其他方言，論證“著”的不同讀音是語音演變的結果，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語法化過程中的歷時擇一與共時制衡問題。

　　李宇明、陳前瑞(2005)的《北京話“給”字被動句的地位及其歷史發展》一文考察了“給”字被動用法的歷史發展及其內在制約因素，認為北京話中的介詞“給”在助詞“給”的誘導下逐步發展出被動用法。

　　陳澤平(2006)《福州方言處置介詞“共”的語法化路徑》一文，認為“將”是來自書面語的外來成分，“共”是方言自源的成分，并且是個多用途的虛詞，討論了這個處置介詞的產生時間和語法化途徑。

　　吳福祥(2010)《漢語方言里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一文從共時角度討論漢語方言中趨向動詞的若干語法化過程，概括出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四個語法化模式。

　　劉春卉(2009)《河南確山方言中“給”的語法化機制考察》認為，河南確山方言中的“給”首先在動詞“給予”義的基礎上發展出“為、替、幫”義;后來隨著“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開始引介動作的接收者、協同者以及比較對象或關系對方，表示“向”“對”“跟”;而當兩對象之間的主從關系不明顯或無關緊要時，“給”進一步向連詞發展。

　　三、漢語介詞語法化的其他視角

　　(一)介詞語法化的語音表現

　　關于介詞語法化過程中的語音表現，學者們做出了許多探索。

　　江藍生(1999)以“動詞+介詞+處所名詞”結構中的介詞為例，探討了音變與語法化程度的對應關系，指出伴隨語法化而產生的音變現象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

　　楊成虎(2003)從語法化連續統漸變角度分析這一問題，認為音變也是一個連續統，其漸變過程主要表現為從重讀到輕讀(包括原有的重音失去，音節中的元音被弱化等)。

　　石毓智(2001)在其著作《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一書中提出，一個實詞的語法化過程往往導致其語音形式的弱化。

　　就漢語來說，語音弱化主要表現為聲調的失落、韻母的簡化或者央元音化、聲母向舌尖音靠攏等現象。

　　潘悟云(2000)在《溫州方言的介詞》一文中指出介詞具有前附的語音特征，表現為聲調的弱化，即失去了固有的調值和調類，聲調會中性化為一個短低調，略呈降勢。

　　李如龍(2007)在《閩南方言的介詞》中指出福建泉州話的介詞“共、護、度”等作動詞時重讀，而用作介詞時往往與單音節名詞和音。

　　(二)介詞語法化與重疊現象

　　曹廣順(2003)發現漢語語法化過程中的“并存原則”有時以一種特殊形式出現，即把新舊兩種格式或虛詞重疊起來在同一句子中重復使用，構成對語法意義重復表達的格式。

　　兩種格式經過長時間的選擇，一個消亡，一個保留;有時也會把不同表達方式凝固成一個整體使用下去。

　　并存原則與重疊現象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指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不同語法形式在一個共時系統中同時存在;而后者是指新舊兩種形式重疊使用，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結構中。

　　因此，重疊是并存的特殊情況。

　　王姝、王光全(2014)指出，從語法化的角度觀察，漢語史上介詞和連詞的形式由小變大，表示同一語法意義的介詞和連詞也不斷增多，這兩個現象令人不解。

　　該文提出一種“疊加結構”假說，由于單音介詞疊加，使介詞的音節數目增加――由單音變雙音，由雙音變三音;某些連詞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

　　同時，疊加不斷產出的雙音節詞和三音節詞增加了同義介詞和連詞的數量。

　　(三)語法化與雙音介詞

　　馬貝加(2002)在《近代漢語介詞》一書中指出，學界大多認為，漢語介詞全部(或絕大多數)是從動詞衍生出來的。

　　如果從歷時和共時兩個角度仔細觀察，現代漢語平面上，就介詞范疇來源而言，所有的單音介詞都脫胎于動詞。

　　但是，雙音介詞卻不同，雙音介詞的來源可以分為5種情況：

　　1.由兩個介詞性語素復合而成，如“按照、依據、依照”等。

　　2.由一個介詞性語素加一個助詞性語素復合而成，如“為了、為著、趁著”等。

　　3.由一個動詞性語素加一個介詞性語素復合而成，如“關于、由于、對于”等。

　　4.由一個名詞性語素加一個動詞性語素復合而成，如“根據”。

　　5.由兩個動詞性語素復合而成，如“經過、作為”等。

　　金昌吉(1996)、陳昌來(2003)、劉丹青(2003)都對雙音介詞作過一定的研究。

　　(四)語法化與框式介詞

　　關于框式介詞研究，不得不提的是劉丹青(2002)的《漢語中的框式介詞》。

　　“框式介詞”是指在名詞短語前后由前置詞和后置詞一起構成的介詞結構。

　　該文分析了漢語后置詞發生發展的動因，認為前置詞短語從以動詞后為主演變為動詞前為主，使漢語前置詞不再位于聯系項傾向占據的中介位置，違背了聯系項居中原則，從而促使方位名詞等一些詞語發展出后置詞的用法，并與前置詞一起組成框式介詞。

　　陳昌來(2002)《介詞與介引功能》一書設專節詳細地描寫了介詞框架。

　　他根據后置詞的詞性將介詞框架分為四種類型：介詞與方位詞構成的介詞框架，介詞與名詞性短語構成的介詞框架，介詞與連詞、動詞、副詞構成的介詞框架，介詞與準助詞構成的介詞框架;分析了介詞框架的句法功能、語義性質、語用功能，討論了介詞框架中前置詞和后置詞的自由度問題，并簡要分析了介詞框架形成的動因、介詞短語的前移等問題。

　　(五)類型學視角的研究

　　語言類型學是當前語言學中的一門顯學。

　　漢語介詞語法化研究與語言類型學結合，對于漢語介詞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吳福祥《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2003)運用語言類型學理論研究漢語伴隨介詞。

　　通過對漢語的歷時考察和共時分析，發現在漢語中存在著“伴隨動詞>伴隨介詞>并列連詞”這樣一個語法化鏈。

　　從漢語觀察到的“伴隨介詞>并列連詞”這一演變模式，體現的是SVO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一種演變類型。

　　與之對立的另一種演變類型是“伴隨介詞>工具介詞>方式介詞”，這種演變模式廣泛見于SVO型語言。

　　分析表明，導致伴隨介詞在SVO型語言里具有上述兩種不同演變模式的因素是句法條件。

　　“伴隨介詞>并列連詞”和“伴隨介詞>工具介詞>方式介詞”這兩種演變模式的認知動因也不相同。

　　前者由轉喻操作誘發，后者為隱喻操作促動。

　　劉丹青(2002)運用語言類型學的理論框架，根據漢語的共時和歷時材料，考察了漢語中的框式介詞，就漢語框式介詞的存在動因、句法性質、語義特點等問題作了探討。

　　其著作(2003)《語序類型學》對框式介詞進行了更為廣泛而全面的研究：介紹了框式介詞，探討框式介詞的歷史來源;討論了先秦漢語中框式介詞的形成及其誘因;在研究吳方言介詞系統的基礎上，將框式介詞進行了跨吳語比較;按句法特點將框式介詞分為四類：雙重賦元框式介詞、詞匯性框式介詞、強化式框式介詞和連接式框式介詞。

　　四、結語

　　漢語學界對介詞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以上只提及一些語法化理論引入后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實早在“語法化”理論引入之前，漢語介詞的研究就已非常發達。

　　根據目前的研究，學界對漢語介詞語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普通話介詞研究成果較多，方言介詞的研究不夠充分，且多停留在比較其與普通話不同的層面，對各地方言介詞系統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2.雙音介詞與框式介詞的研究也集中于普通話層面，涉及到方言雙音介詞、框式介詞的研究少之又少。

　　3.涉及漢語方言介詞的本字及語法化過程的研究比較少，各地記錄方言時如遇不明本字的情況大多用同音字替代，這就造成了方言中誤用、誤讀、不明真相的情況。

　　綜上所述，漢語介詞語法化特別是方言介詞語法化研究仍將是漢語介詞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鮑厚星.長沙方言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陳昌來.介詞與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金昌吉.漢語介詞和介詞短語[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