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經濟管理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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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管理畢業論文——“四位一體”農業服務體系的啟示【1】
論文摘要：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卻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開化縣農村，一種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體”新型農業服務體系得以推廣，并在兩個方面產生了積極效果，文章對此進行了詳細分析。
論文關鍵詞：四位一體;合作;民主
習慣上，農業、農民、農村問題被統稱為“三農”問題。
中央歷來重視“三農”問題，出臺過很多政策，減負型的，如取消農業稅;輸血型的，如建立農村醫保、低保制度，而通過創新農業農村生產服務體制、提升農民綜合素質，重建農村社會的主體結構，從根本上推動農村和諧可持續發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農民應對自然、市場、政策風險的必然選擇。
在總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業合作經驗教訓和近幾年農民專業合作的基礎上，浙江省從2006年底開始嘗試一種更高層次的合作，稱為“三位一體”，即“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聯合構成的農業綜合服務平臺。
作為全省“試點”之一的開化縣，結合自身實際，創新“四位一體”農業服務體系，即通過一定的利益機制、組織機制，以政府為主導、農民為主體、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主動參與，把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類組織融合在一起，增強為生產服務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發展貫穿縣、鄉、村三級的組織網絡而構建的新型合作體系。
“四位一體”是農村經濟合作制度的一種新發展，其本質是基于農民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的基礎上對于“統”的需求而產生的制度創新，其出發點是發展經濟，但實踐效果卻遠遠超出初衷。
本文試從經濟學、社會政治學兩個角度分析此項制度創新的重大意義。
一、創新“四位一體”農業服務體系的背景
(一)農村缺乏市場、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現代生產要素投入農業
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問題的深層原因在于農業農村原有的經濟形式、經濟體制和服務體系對生產經營要素的適應能力與吸納能力不斷弱化甚至喪失。
就市場而言，在現有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分”的問題是解決了，但“統”的環節卻很薄弱，造成了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難以對接或者對接后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轉機制，滿足現代農業規模化和專業化對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隨著農村青壯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農業后續勞動力不足，有淪為“老人農業”的危險;就資金而言，農業生產缺乏獲得信貸的有效途徑，各種金融單位不斷把農村資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業，農業農村不斷“失血”。
據統計，2003～2006年開化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面向大農業貸款占總貸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單家獨戶小規模生產阻礙了農戶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留守農民的素質制約了對新技術的掌握和運用，農技服務“最后一公里”難以突破。
這就是當前“三農”發展面臨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農村現有生產方式已經難以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
前些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戶“單干”、公司+農戶相比具有一定優勢，在幫助農民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或辦起來不經濟的事情上，在增強市場主體性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和現代農業的發展，其覆蓋面不廣，服務功能不強，發展水平不高等問題也逐漸顯現，而且由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剛剛頒布，很多專業合作社運作不規范，農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為為農服務的經濟組織供銷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難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對分散和眾多的農戶，服務范圍窄、成本高、風險大。
農民仍然是市場競爭的弱勢群體，農業仍然是弱勢產業。
在當今農業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宏觀環境下，農民在專業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種合作面更加廣泛，服務功能更加強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規范的新型合作平臺。
(三)政府對農村農業的管理方式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
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表明，發展現代農業，加快現代生產要素投入農業，以現代生產方式改造農業，既需要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形成以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為主體的要素配置和生產組織的格局，也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產品的供給。
目前，我國對農業的公共產品供給既存在數量不足、內容不全的問題，又存在途徑單一，效能低下的問題，特別是存在“條自為政，互不配套”和“條配置多，塊整合少”的“條塊分割，條強塊弱”的現象，這不僅可能導致公共資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現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延續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塊為主的農業綜合服務平臺，促進市場與政府，條與條，塊與塊的資源整合，引導政府從管制性管理向服務性管理轉變。
二、“四位一體”農業服務體系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保證農民經濟增收
(一)“四位一體”加速城鄉經濟一體化、貿工農一體化
在“四位一體”中，農民專業合作是生產主體的聯合組織，是聯合體的基礎或基點，也是其他合作組織的最終服務對象;供銷合作是流通的血脈，是生產發展的依托;農村信用合作是生產發展的堅強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產騰飛的翅膀。
合作實現農戶小生產和大市場的有效對接，使生產、流通、銷售結成一條有機的產業鏈;合作克服了四類經濟組織分頭為農服務，相互脫節的局限性，使服務更全面，更及時;合作使農民不再是市場經濟大潮中單薄的，沒有信息導航的“孤舟”，而是聯合起來的“航母”。
經濟學家發現任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相同的四個輪子上”，它們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現代農業也不例外。
現階段，這些要素除自然資源外，在農村農民自身極其匱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機構、科研院所、企業、相關事業單位卻相對過剩。
新型農業服務體系為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實現城鄉資源共享和推進農業產業化架起了橋梁。
一方面，為非農主體投資農業、支持“三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載體。
有利于促進資源要素在產業間、城鄉間的良性互動和滲透，促進農業和工業、供銷、金融、科技等領域的融合，促進一、二、三次產業間的對接，為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提供了重要平臺;另一方面，它把各環節的生產要素和各種服務通過合作協會有機地整合在一起，為農民提供全程服務，有利于提升各種生產要素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科學性、合理性，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開化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對農貸款占總貸比例達90.2%;6～8月份僅池淮鎮農戶通過聯保貸款機制從信用社就獲得1200萬元資金支持，鄉鎮農業綜合服務中心每天為各合作社提供各種科技信息5到10條。
(二)“四位一體”合作服務能夠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收益
1、降低交易費用。
農戶市場交易的費用包括信息費用、農資費用、服務費用、談判費用。
單一農戶交易量小，主體相對獨立、分散，總體來說，交易次數多，重復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農村合作協會后，服務體系內部交易按照合作協議規定，由專業合作社與供銷合作社、農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務中心統一協商，既能保證服務質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費用。
根據池淮鎮《農資供應服務協議》，農資公司承諾：“決不銷售‘三無’產品，不符合質量安全商品，假冒偽劣及過期商品;開展電話預約、上門服務、延長營業時間、送貨到村到戶等多種便民服務;在價格上給予優惠”。
合作體系外交易，以專業合作社為主體，聯合其它經濟組織與客商進行談判，可以使一次談判在同一個合作社甚至多個合作社內部普適化，既提高了談判實力又減少了談判交易次數，大大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
2、降低經營風險。
農業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產業，不僅在于利潤率偏低，而且面臨更多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
一家一戶，勢單力薄，抗自然風險能力差，抗市場風險能力低，由于信息不對稱，農戶生產隨著市場供求和價格變化，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呈現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損耗。
通過合作，可以有效地化解各種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利益的侵蝕。
首先，規范、鞏固和提升農民專業合作，壯大專業生產規模，提升生產的科技水平，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提高抵抗自然風險的能力。
如池淮鎮的苗木合作社、吊瓜合作社、草莓合作社都實行大棚種植，科學養植，實現了旱澇保收。
其次，合作經濟改變了單家獨戶由于經營規模小、產品品質低、談判能力弱的局面，在規模、品質、科技、信息、專家的支撐下，大大提高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再次，合作組織成員之間互助合作，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遇到各種自然災害，通過相互幫助，能夠盡快恢復生產，有效減輕災害損失。
(三)“四位一體”合作服務增強農民和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1、提高農民談判能力。
“由個人協作而產生的集體行動往往造成力量的倍增”。
農民缺乏組織性，自身素質相對較低，以法維護自身權利的能力弱，在市場談判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付出較高成本卻難以抵御各方對自身利益的侵害。
專業合作社把農民聯合起來，合作協會把供銷、金融、科技信息服務聯合起來，加上政府的服務，“五個手指捏成一個拳頭”參與市場競爭和市場談判，改變了以往商品價格被動接受者這一不公平的角色，增強了市場主體的話語權。
同時，發揮經濟組織聘請的專業法律人才，運用法律武器防止經濟合同執行過程中不公正、不合法行為的產生。
2、專業生產、規模生產、標準生產、品牌經營增強農業企業和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規模化、集約化、標準化、品牌化是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特點。
“四位一體”下的農業生產呈現“五個化”的特點：基地化生產、組織化經營、技術化支撐、社會化服務、效益化目標。
龍頭企業和生產大戶既是專業合作社的主體，也是供銷合作、信用合作、技術信息合作的重點服務對象，實行專業化、標準化、技術化生產，品牌化營銷，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擴大產品的市場知名度，從而增強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根據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內部分工是經濟組織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馬克思也強調分工的重要性，指出分工與協作能夠產生一種集體力形式的生產力。
“四位一體”注重培育龍頭企業，扶持種養大戶，通過促進土地流轉市場化培育主導產品，實現專業生產和區域規模生產。
在開化，“一村一品”、“一鄉一品”很多，金村鄉的西瓜產業，華埠鎮封家的金針菇產業遠近聞名，以其產量大、品質好、價格適中，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也頗有競爭力;全縣49家縣級以上農業龍頭企業成為開化農產品開拓市場的排頭兵。
“四位一體”既體現了生產、流通、服務、科研開發的專業分工，又強調了四個方面的聯合，是分工和聯合的辯證統一。
從“田間到餐桌”的農業產業鏈管理，不僅是農業生產社會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對食品安全的強烈需求，農業關聯企業通過與產業鏈的結合增加了其產品的安全可信度。
農村合作協會積極引導合作社實施生產技術規程和產品質量標準，在提供品牌、包裝、和銷售服務、申報和認證認定無公害基地(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和商標及地方名牌等方面實行統一管理。
目前，開化縣有農產品注冊商標230個，其中省級著名商標4個，市著名商標13個，“開化龍頂”商標成為全國茶產葉十大品牌之一;近30家農業企業獲得國家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地理標志和QS等企業或產品質量體系認證。
構建農業產業鏈，實行品牌化經營大大增強農業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
三、“四位一體”農業服務體系從根本上推動和諧新農村建設向前發展
(一)培育新型農民，奠定新農村建設的社會文化基礎
鄧小平說過：“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傳統比較多，而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
新農村建設需要進行兩大改造，一是改造農業生產方式，促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二是改造農村勞動者素質，促使傳統農民向現代“新型農民”轉變。
“四位一體”的合作經濟模式組織農民參與市場經濟，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逐漸培育起主體意識、民主意識、競爭意識、合作意識、法制意識。
從某種意義上說，合作既改造了農村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也改造了農民傳統的思想意識，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美妙結合，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創建和諧社會特別是和諧新農村的重要載體。
從各國的民主歷程來看，只有不斷進行民主的實踐，通過有效的自覺式參與才能逐漸培養民眾的民主意識。
托克維爾認為：“用什么辦法能使人們養成權利觀念，并使這種觀念能被你們所牢記。
結果發現，這只有讓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權利。
”
1、合作組織和合作體系的性質有利于提高農民的主體意識。
農民專業合作社依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成立，是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經營者依據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還的原則，按照合作社章程進行共同生產、經營、服務活動的互助性經濟組織，具有企業法人資格。
農村合作協會的組織性質是“為農服務的協調組織”，它本身不是合作經濟組織，而是合作經濟的聯合組織，堅持原有的合作經濟性質，服務對象、基本利益不變。
“四位一體”不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和企業，農民或農戶是專業合作社的主體，也是農村合作協會的主體，協會的合作形式和服務內容完全取決于農民的生產經營需求。
所以，合作經濟的性質有助于增強農民的主體意識。
2、合作組織和合作體系的組織活動制度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
合作組織和合作體系是一所民主教育的學校，是培育農民正確行使民主權利的訓練班。
首先，自愿參加合作組織，參與合作組織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實踐，農民的民主意識逐步覺醒和提高，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自己有權參與合作社的所有事務的管理、決策和監督;自己的權利只有通過自己的作為才能維護和實現;通過積極正確的作為，可以更好地維護和實現自己的利益。
在合作社，社員大會是合作社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合作社的重大事項，社員大會實行一人一票投票方式，社員的民主權利受到制度的保證。
其次，參與合作社的活動，有助于鍛煉農民的民主能力。
民主的實現不僅意味著主體享有民主權利，而且要求主體應受到一定的制約并承擔相應的義務，是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統一;是實現自身利益和維護他人利益的統一。
參與合作社的決策、管理、分配活動，隨著權利意識的覺醒，農民學會在妥協中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3、合作有利于培育農民的合作意識。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呂氏春秋說：“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
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下，農民與社會的合作范圍和程度有限，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農民階級缺乏組織意識、合作意識。
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客觀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任何組織的形成和穩固需要具備共同的奮斗目標，科學的組織制度兩個條件。
“四位一體”中的四個市場主體性質一致，基本利益一致，目標一致，具備合作的基礎;《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合作協會的章程和活動規則保證了合作社和合作協會的規范性、科學性。
“四位一體”初步實踐證明：農民不是“只能分，不能合”的群體。
4、合作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法制意識。
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農民缺乏契約意識和法制意識。
市場經濟和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把農業和農民拖進統一的市場，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和法制經濟。
農民進入市場，以主體的角度重新認識契約、規則和法律，他們從知法、信法、用法到護法。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體現農民之間契約關系的經濟組織，合作社的成立方式、社員權利、組織機構、工作程序、財務管理、工作監督都遵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章程;“四位一體”的服務聯合體尊重經濟規律，堅持市場化運作，嚴格按照《協會章程》和規則活動。
在合作的實踐中，農民逐步增強法制觀念，增加法律知識，提高用法能力。
(二)培育農村經濟組織，有利于提高農民群體對社會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政府作為一個理性的政治實體，其公共政策常常受各種因素影響，尤其深受某些強勢利益集團或社會階層的左右，廣大農民由于生產方式、經濟水平、生活環境、社會管理體制等原因難以結成組織集團，缺乏利益訴求和意愿表達的能力和渠道，在公共政策中成為人數最多的弱勢群體。
在社會公共領域存在一種普遍的“馬太效應”：“越是利益受到損害，越是缺少利益訴求渠道，越是容易受到進一步的利益損害”。
雖然，近幾年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在法律和制度上賦予農民參與村務決策、管理和監督等權利，但由于諸多原因，村民自治建設存在嚴重的行政化傾向——村民自治委員會實際成了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延伸。
在整個社會，農民還是缺乏發展和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農戶、個體生產者等市場主體成為不同于政府的一支社會力量，為了更好地實現和保護平民的利益，社會政治學家主張在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鼓勵發展第三支力量——“社會主體”，也叫“第三部門”，由“私人的領域、團體的領域、社會運動及大眾溝通形式組成”。
西方學者柯亨和阿托拉把解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種種問題，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團結、公正希望寄托于此。
遵照“公共產品盡可能由第三方供給”的要求，組織農戶建立專業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基礎上又大力推動組建更高層次的合作平臺，正是政府自覺認識到發展“第三部門”對于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促進政府職能有效轉變，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具有重要意義的體現。
合作組織成立后，組織起來的農民第一次在市場上，在社會上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由弱變強，農民真正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在政府制定和選擇公共政策時，不得不關注農民的利益，不得不聽取農民的想法，各種社會力量在相互制約中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有人說：“如果民主有一千種不同的形態起源方式，那么這種因居住而產生的中國式民主，我稱之為走廊民主”。
本文要補充：在中國農村還有一種民主的起源方式，因合作而產生的民主，稱之為合作民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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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管理畢業論文——“一村一”農業經濟管理畢業論文【2】
有的研究表明，海峽兩岸間一方面是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科技水平、資本實力、勞動力資源以及市場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另一方面是語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優勢，因而農業資源的差異性與互補性十分明顯，農業發展與農產品貿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補優勢與合作潛力[1-2]。
誠如《兩岸經貿論壇共同建議》所指出的：“兩岸農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兩岸應結合雙方的農業優勢，強化研發、技術管理及行銷的能力，互惠雙贏，擴大兩岸農業技術交流與合作的平臺”①。
本文擬就海峽兩岸農業循環經濟的提出與發展進行簡要分析、對比，得出兩岸循環型農業發展的異同以及兩岸合作發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以期促進兩岸農業循環經濟的協同發展。
一、中國農業循環經濟的提出與發展
人與自然是一對永恒的矛盾。
隨著人類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斷增強，尤其是傳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掠奪式資源開發等，直接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日益緊張。
面對人口增長、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以及生態失衡的巨大壓力，通過對以往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深刻反思，永續發展戰略已逐步成為全球的共同選擇與潮流。
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國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實踐的新型經濟發展范式——循環經濟[3-4]，通過近年的發展演變，現已被看作是實施永續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最佳模式，同時也是保護環境和削減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發達國家已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作為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中國大陸，“循環經濟”也正由一個陌生的名詞和概念，逐漸上升為指導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重要原則和戰略，并從內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發展。
目前，大陸已在遼寧、貴陽、廣西貴港、廣東南海、內蒙古包頭、新疆石河子、湖南長沙等地區進行試點。
但從總的來看，即使是在工業體系，循環經濟也剛剛起步，在屬于薄弱環節的農業更是困難重重。
但這并不意味著循環經濟在農業上難以取得進展，恰恰相反，農業同樣需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何況與一般循環經濟相比，由于農業自身及其產業結構等方面的獨特性，農業發展循環經濟還具有許多先天的優勢!
受循環經濟思想與方法的啟發，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國生態農業等持續農業理論與實踐探索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只有從循環經濟的角度加以引導和拉動，才能協調好現代農業各系統和層次以及農業生產與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最終全面實現生態品質、生物產量以及經濟收入三者間的良性循環。
于是，人們試圖通過模擬和遵循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規律，重構農業生產和生態系統，進而逐步開發出了一種新的農業發展模式——循環型農業，以使農業系統能夠更和諧地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循環過程中[5]。
從總的來看，在我國正式發表的文獻資料中，最早提及農業循環經濟的當屬吳天馬(2002)的《循環經濟與農業可持續發展》一文[5]，最早出現“循環型農業”或“循環農業”一詞的，當屬陳德敏與王文獻(2002)共同撰寫的《循環農業——中國未來農業的發展模式》一文[6]。
然而，2003年全國上下在這方面的學術研究還相當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獻對此進行探討;剛剛過去的2005年，各地農業循環經濟的發展與理論研究，則呈現出了欣欣向榮的良好勢頭。
二、大陸循環型農業的發展現狀與趨勢(一)關于發展模式
盡管循環經濟在我國的提出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但我國其實早就有了循環經濟的實踐，如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等，不少案例也已總結出來(解振華②，2003)。
從現實看，一些地方豐富多彩的農業循環經濟實踐已走在了理論研究的前面，涌現出了諸如河南天冠企業集團、廣西貴糖、北京蟹島綠色生態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衛村模式以及遼寧省“四位一體”日光大棚生態農業示范區等先進典型。
其中，遼寧省農民首創的以生物技術為主體、以沼氣為紐帶“四位一體”日光大棚能源生態工程，實質上就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循環經濟，是農業現代化新路線的體現。
此外，福建圣農集團有限公司通過主抓肉雞主業鏈、生物工程副業鏈和有機肥副業鏈“一主兩副”產業鏈③，近年來也走出了一條“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型農業發展之路;江蘇省宿遷市則根據循環型農業的發展優勢與影響因素，也逐步開發出了適合當地發展的7個模式：“生態家園”循環模式、食用菌生物鏈循環模式、有機農業開發模式、設施農業生態模式、立體種養循環模式、農林牧漁結合型循環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態農業模式(高良敏等，2004)。
與此同時，劉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過采用節能、環保、綠色、清潔生產等一系列農業高新技術，構建以生態農業為核心的“低消耗-無污染-高產出-再利用-佳效益”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劉志(2005)、王魯明等(2005)分別根據陜西及山東青島的實際，歸納、總結了當地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術支撐體系;黑龍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區也發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陳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
李書民等(2005)則探討了以畜牧業為核心，實現農作物秸稈三段循環利用與畜禽糞污兩段利用的主要技術路線;汪懷建(2005)探討了適合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若干農業生態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國水產業實施循環經濟的“社會大循環”、“企業間循環”、“企業內循環”三個可供選擇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種模式并不代表我國循環型農業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設計具體發展模式時，還應從當地實際出發，既可以采用一種模式，也可以多種模式并用。
而且不論實行什么模式，都必須嚴格遵循生態學的客觀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使經濟和諧地融入到自然生態的物質循環之中。
限于篇幅和現實條件，我們無法就各地蓬勃發展的循環型農業進行系統分析、歸類，但黃賢金等(2004)曾比較全面地總結了發展循環型農業大體可以采用的模式：區域循環模式、能源綜合利用模式、生態養殖模式、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模式，以及綠色和有機農業模式;并認為上述每一類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體的實踐形式，如：生態養殖模式，就包括基于農牧結合的畜禽養殖模式、稻田生態養殖模式、高效集約式養殖和健康養殖模式等[7]。
(二)關于發展方向
對于如何發展我國的循環型農業，吳天馬較早提出了兩種面向循環經濟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路徑)：一是以生態農業建設為基礎的漸進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二是以有機農業建設為基礎的跨越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并認為前者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和實踐意義，應大力提倡，而后者則為從根本上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更為直接的實現途徑[5]。
陳德敏等也認為，要實現農業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以至社會效益的最優化，必須實施農業清潔生產，并以我國的生態農業為基礎，發展我國的循環型農業[6]。
2005年10月，在《經濟日報》舉辦的“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高層研討會”上，國家環保總局政策法規司司長楊朝飛針對我國農產品各種污染過于嚴重，出口越來越困難的現實，認為生態農業是今后農業發展的方向，而循環經濟下的生態農業應該是農業發展的最終方向④。
對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認為，循環經濟在農業上的應用就是生態農業;實際上，循環經濟在農業上的運用有更廣闊的領域，其實質就是循環經濟原則在發展生態農業上的運用，可稱之為循環經濟型生態農業。
(三)關于發展策略
與德國等先行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在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還是在實踐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距。
從總的來看，源于對傳統農業環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環經濟思想的啟發而提出的“中國循環型農業”，目前甚至還沒有比較明確、統一的定義，全國上下就農業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發展階段，尤其是對于物質循環和價值增殖等揭示農業循環經濟最本質內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統分析更是難得一見，仍有許許多多的理論、技術、政策以及法律法規等方面問題亟待學術界研究解決。
具體來說，一是迫切需要對循環型農業進行更系統、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科學解釋，真正理解和把握農業循環經濟豐富的科學內涵及其發展方向;二是鑒于各地豐富多彩的實踐已在某種程度走在了理論研究的前面，
對各地比較有代表性的循環型農業發展模式，如：立體農業，農業生產物質循環利用(規模化養豬業等)，土地、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優化配置模式(休閑觀光農業)，農業一、二、三產業的產業鏈聯接模式(新型農業產業化)，以及生物能的開發利用(循環農業發展的新領域)等，進行更系統、深入的分析與研究(主要進行物質代謝分析及經濟效益核算等，
重點突出案例中的循環過程和效益評價及生態性三個方面)，努力做到既總結經驗(與理論研究相呼應)，又努力發現不足，并提出改進建議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國還沒有出臺統一的、標準的循環型農業評價指標體系之前，對循環型農業進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視角的科學研究，逐步建立一個適合當地特點的農業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與發展規劃，
也是學術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現實課題;四是人們還應從各地資源及環境等稟賦以及當前循環型農業發展的實際出發，有選擇地分析、比較有關國家或國內先進地區(包括臺灣地區)循環型農業發展的一般經驗與教訓，從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層面，對循環型農業的發展戰略與制度 (政策)創新進行研究，為農業循環經濟建設提供扎實的理論依據與實踐指導。
三、海峽兩岸循環型農業協同發展之探討
(一)臺灣循環型農業發展現狀與趨勢
盡管臺灣島內鮮有諸如“循環型農業”等提法，但臺灣省在永續農業的發展、研發與發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注意到，臺灣地區是世界經濟、社會較發達的地區之一。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臺灣地區因經濟快速成長，以致工業、農業污染嚴重，人民健康與生活環境也日益受到威脅。
一方面是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不斷提升，尤其是對飲食安全等越來越重視，綠色(有機)蔬果產品廣受消費者的青睞;另一方面是人類活動已對環境造成危害及長遠的不良后果，并逐漸地惡化、蔓延，正在對自身居住環境和社會發展帶來負面作用。
因而，面對循環經濟時代的到來，兩岸人民都應該從更高層次上重新探索人類到底應該生產什么、怎么生產，怎樣消費、怎樣生活
如：養豬業一直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畜牧業，其產值多年來高居臺灣單項農產品之首，但如何減少養豬業產生的廢水污染卻是直接影響并決定該產業發展的首要因素之一。
據報道，2004年臺灣地區廢污水BOD的日產生量為4223噸，其中673噸為畜牧廢水，為有效控制養豬廢水污染，環保部門依據“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體的“放流水標準”，為達到上述管制標準，1990年來他們開始輔導業者設置廢水處理設備。
目前，臺灣養豬場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離、厭氣處理和好氣處理三個階段的“三段式廢水處理系統”。
但從總的來看，養豬業仍面臨著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處境，還須進一步改善其技術效率(蕭景楷等，2006)。
又以島內香菇生產廢棄物(廢渣)處理問題為例。
2004年臺灣地區的香菇總產量為4866噸，其中袋栽香菇4714噸，約占總產量的97%。
除了木屑等殘渣外，袋栽香菇還產生了大量的塑料廢棄物。
顯然，面對如此大量的廢棄物，各鄉鎮垃圾處理場已無法代為處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廢棄物也不是傳統之掩埋與焚燒方法等所能解決的問題。
為此，有學者提出通過立法與民間協助，進行“源頭減量”與“資源回收與再生”，以降低廢棄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廢棄物清理時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更進一步地，他們提出了基于經濟誘因機制的“課稅”與“補貼”的“兩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國人比較熟悉的茶葉為例，臺灣地區半發酵茶的制造技術堪稱世界翹楚，其品種、栽培技術、花園設施等方面均領先于大陸;而且臺灣省自1987年開始引進有機農業的理念，自1995年試作，至1998年已有35戶共22公頃投入有機茶生產行列，而且有機茶生產規模仍在不斷成長當中
誠如臺灣有機農業發展協會執行秘書陳琦俊所言：人類唯有再度回到“與大自然共生”的原點，來取得安全的食糧，才是環境和人類永續生存之道。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切恰恰也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祖國大陸所需要進一步面對和妥善解決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兩岸循環型農業的發展均處于初始發展階段，而且都迫切需要進一步推進循環型農業和永續農業的發展，其發展前景看好。
(二)海峽兩岸循環型農業協同發展的策略選擇
為促進兩岸循環型農業的協同發展，結合當前循環型農業的發展現狀與趨勢，建議盡快研究、建立起兩岸循環型農業交流與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兩岸現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員往來的渠道，積極開展兩岸循環型農業研究人員的互訪講學、互聘客座研究人員、交換培養研究生等，通過人員的交流帶動產業間的交流與合作發展;
二是要通過兩岸科技交流機構的協商討論，每年輪流在兩地舉辦1次以上綜合性的循環型農業理論與實踐發展研討會，為兩岸循環型農業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者們提供一個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臺。
從總的來看，福建省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建議由閩臺科技交流協會牽頭組織、發動兩岸有關科研、教學單位從事循環型農業研究與實踐工作人員積極參與，率先舉辦海峽兩岸循環型農業理論與實踐發展學術研討會;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討兩岸循環型農業交流與合作的具體項目與方式方法。
審視近年兩岸農業技術合作項目，目前尚無循環型農業方面的項目。
從兩岸農業資源與科技和市場整合的現實需要出發，可以考慮共選項目、共同研發、分別出資、成果共享等的具體方法與途徑。
而且我們建議，作為全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門應盡快在漳州、泉州等傳統對臺農業科技合作示范區內，增設閩臺(兩岸)循環型農業合作示范區;
四是要以本次兩岸經貿論壇為契機，抓緊抓好新增“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與“臺灣農民創業園”的建設與管理工作。
尤其是要積極創造便利條件，歡迎臺灣農民、農業企業到大陸投資、興業，積極尋求與臺灣循環型農業專家與投資者們多種形式的合作與共同發展。
可以肯定，通過上述努力與制度安排，必將有力促進兩岸同行專家與實踐探索者們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
在此基礎上，我們建議從大陸及臺灣地區循環型農業的提出與內涵、發展的歷程與成效、研究的進展與成果、發展的模式與方向、發展的策略與目標，以及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潛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較兩岸循環型農業的發展現況與前景，得出兩岸循環型農業發展的異同以及兩岸合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與此同時，還應進一步研究、探討兩岸循環型農業合作的目標、模式、途徑及其配套措施等，進而提出框架性的兩岸循環型農業合作發展的策略及目標，以期促進海峽兩岸循環型農業的協同發展。
四、結束語
循環經濟是國際社會在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研究中逐漸探索和總結出來的具體實踐模式，農業循環經濟也已在全球悄然興起，并成為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文章首先簡述了中國農業循環經濟的提出與內涵，著重探討了大陸循環型農業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初步分析、比較了兩岸循環型農業發展的異同及兩岸協同發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從以上分析與討論中可以看出，兩岸在循環型農業發展、研發與管理過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現出了互補的態勢;通過兩岸交流與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臺灣地區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業發展和永續農業的運行軌跡和政策措施，進一步了解臺灣地區有關永續農業的一系列發展模式與經驗教訓;
通過兩岸循環型農業發展的對比分析，還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鑒的發展模式與對策措施，以及兩岸循環型農業合作發展的目標、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達到既促進兩岸循環型農業科技、信息、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優化與共享，促進兩岸循環型農業的協同發展，又可為海峽兩岸共同迎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挑戰開創出新的契機。
為適應我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的需要，培養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帶頭人、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和發展農村先進文化的帶頭人，按照昆農領[2008]1號、昆農領[2009]16號文件要求，我區決定繼續開展“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工作。
現結合五華區實際，制定2009年度實施方案。
一、目標任務
圍繞培養新農村建設“帶頭人”和實現一村一名大學生目標，實施系統教學，著力提高學員的綜合素質，拿到一張文憑、學會一門技能，成為“留得住、用得上”的具有大專學歷、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應用型人才和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帶頭人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后備人才。
2009年計劃新增培養人才5名。
二、組織實施
建立由區政府辦公室牽頭，區委組織部、區城鄉一體辦、區財政局、區教育局、區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區農業局、沙朗鄉、廠口鄉等相關單位參加的區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聯席會議制度。
區城鄉一體化辦公室作為“一村一名大學生”工作的主要牽頭責任單位，要負責“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項目的組織協調，每年召開1-2次工作聯席會議，研究協調和通報有關情況，要指定專人負責我區與昆明廣播電視大學聯合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對接聯系工作，做好我區一個開班專業的確定、學員人選審定上報等管理工作，
指導沙朗、廠口兩鄉做好學員選定工作;沙朗、廠口兩鄉要確定聯絡員負責組織實施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學員的報名、推薦、審核工作以及集中輔導期間學習點的安排、學員的組織等教學管理工作;區財政局負責學員學習經費補助的資金籌集與按時足額撥付，實行統一管理，專款專用;區教育局等相關單位要積極做好相關配合工作。
“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由昆明廣播電視大學具體負責招收學員、制定課程教學細則、實施教學管理、做好經費預算的相關立項審批工作。
三、學習形式及文憑發放
“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實行計劃單列、注冊入學、不轉戶口、就地學習;實行彈性學制，按課程注冊學習，按課程學分收費;通過遠程教育技術手段，以學員自主學習為主，適當集中輔導為輔;建立學分累計制，修滿規定的學分即可授予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大專文憑。
四、學歷層次、專業設置、招生對象及學制管理
(一)學歷層次、專業設置。
目前，昆明廣播電視大學確定開設高中起點專科：農村行政管理、農業經濟管理、鄉鎮企業管理、旅游農業、畜牧獸醫、畜牧、煙草栽培技術、林業技術、園林花卉技術九種專業。
在此專業范圍內，我區根據本地實際選擇農業經濟管理作為學習專業。
2009年，昆明廣播電視大學按秋季招生時間安排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沙朗、廠口兩鄉要將選定的專業、學員報名情況于6月30日前報送區城鄉一體化辦公室。
(二)學制時間。
“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學制時間為兩年半，其中：兩年為學習時間，半年為畢業論文寫作時間。
(三)招生對象及招生方法。
“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主要招收具有高中(含職高、中專)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的農村青年，鼓勵復員退伍軍人、農業科技示范戶、村干部以及鄉鎮企業或龍頭企業帶頭人、科技致富能手報名，報名年齡限定在40歲以內。
采取自愿報名、村級公開推薦、鄉審核、區政府辦公室審定上報，昆明廣播電視大學對學員進行相關的文化基礎知識測試，擇優錄取方式招生。
(四)畢業去向。
根據中共云南省委農村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六部門《關于在全省開展“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實施意見》(云農辦發[2007]16號)精神，凡取得大學專科學歷并在農村工作的人員，作為村干部的主要培養對象，優先推薦選拔從事農村教育、畜牧防疫、農技推廣、文化、中介服務、村辦企業等工作。
五、學費標準及經費補助
(一)學費標準。
按云教計[1999]89號文件核定標準，云南廣播電視大學學費標準為75元/學分(累計76學分畢業)，每生共計收取學費5700元。
(二)經費補助。
對于符合條件的學員，學習經費補助由區級財政和學員個人共同負擔，具體學費和書費補助標準如下：區財政補助學費總額的88%(每生5016元)，同時補助每生書費300元;學員個人承擔學費總額的12%(每生684元);區補助外其余費用由學員自理。
此項經費從年度干部教育經費中列支。
經過學習并取得畢業證書的學員，將按照以上補助標準予以兌現;對于僅取得結業證書的學員，將只給予50%的學費補助;對于未取得畢業證或結業證書的學員將不予補助。
六、工作要求
(一)確保教學質量。
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必須確保教學質量，切實加強辦學點的建設，完善配套設施，開設適應農村學員需要的專業和課程;要按照“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要求和特點，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具有農村特點和適應農村學習者需要的人才培養模式及教學管理模式;要抓好實訓基地建設，堅持素質教育和農業技能提高相結合，
圍繞沙朗、廠口兩鄉經濟發展和“三農”的現實需求，組織開展各種技能訓練，注重提高學員的動手能力和致富能力，保證人才培養質量，切實培養能真正服務于農村的人才。
要加強教學管理隊伍建設，努力建構市電大有專業師資力量、區級主管部門有負責人，沙朗、廠口兩鄉集中學習點有聯絡員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教育網絡，定期安排集中輔導。
(二)創新培訓教育機制。
以電大遠程教育教學系統為基礎，整合利用沙朗、廠口兩鄉已經建成或將要建設的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試點終端接收站點的資源，改善兩鄉“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集中學習點的設備、實驗實習場所等學習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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