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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導向下金融支農理論與實踐論文

            時間:2025-12-01 22:43:05 金融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財政導向下金融支農理論與實踐論文

              一、引言

            財政導向下金融支農理論與實踐論文

              在現代農業發展的支持體系中,財政和金融是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財政資金通過金融途徑投入農業,有利于提高資金配置效率。整合財政金融支農政策,提升財政資金撬動金融支農的杠桿效應是必要的[1].20xx年,國務院辦公廳和農業部先后發布了《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 國辦發[20xx]17號) 和《關于推動金融支持和服務現代農業發展的通知》( 農財發[20xx]93號) ,為財政和金融協同支農提供了政策導向。從各地實踐來看,財政資金通過金融支農的途徑很多,給予金融機構利息補貼、費用獎勵、稅收減免等是較為傳統的路徑,通過聯合金融機構、民營資本等設立的擔保基金和融資風險補償基金,則是近年來出現的創新型支農路徑。

              分別財政和金融兩個途徑來看,近年來政府和金融部門都加強了對農村、農業的支持力度。2015年1 - 10月,中國財政累計用于農林水事務支出11999億元,同期增長20. 8%①; 截至20xx年末,中國金融機構涉農貸款( 本外幣) 余額23. 6萬億元,占各項貸款比重的28. 1%,同期增長xx%,按可比口徑比全年各項貸款增速高0. 7個百分點,其中農戶貸款余額5. 4萬億元,同期增長19%,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6. 7個百分點。自2007年統計涉農貸款數據以來,涉農貸款累計增長285. 9%,七年間平均增速為21. 7%②。已有研究證明財政及金融支農政策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正向作用及其作用機理[2 - 6],但如何提高兩者協同支農的效果卻仍存在一定爭議,有觀點認為財政與金融支農兩者之間的協調機制尚不完善,導致兩項政策難以形成合力,影響了最終的政策效果[7],且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其他因素,如從財政和金融支農結構角度計算出兩者之間的最優比重,通過促進財政與金融支農的有效互動來提高整體支農的資金配置效率[8].中國的財政協同金融支農效率具有“集簇性”、非對稱性、長短期內演化存在差異等特征,這一效率的運行偏差似乎可以通過人為的行政措施來矯正,但是也容易陷入實驗性發展的漩渦,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矯正的目的[9].這里的制度安排具體體現為財政引導和撬動金融支農的路徑選擇,針對這一問題的實證研究,大多從整體上分析財政支農資金、支農信貸與農業和農村發展之間的關系[10 - 12],視角較為宏觀,較少將財政協同金融支農細分不同路徑,并比較不同路徑效應的具體而深入的實證分析; 同時,由于近年來在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方式上出現了新的變化,故而有必要對新舊路徑的不同選擇進行比較分析。

              本文首先對財政引導支農路徑效應的作用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在交易費用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不同路徑支農效應的差異性。其次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安徽省L縣地區的政策實踐,比較傳統路徑與創新型路徑間的政策效果,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進一步提升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政策效應提供參考。

              二、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路徑效應的理論分析

              ( 一) 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路徑效應的作用機制

              現階段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路徑可以分為傳統型路徑和創新型路徑,其中傳統型路徑主要包括對金融機構的獎勵、補貼以及稅收減免,而創新型路徑則為設立擔保基金或風險補償基金等。為厘清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路徑效應的作用機理,本文借鑒溫濤和董文杰[11]的理論分析,用農業信貸投放的增加來衡量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效應,將其增加的源由分為兩個方面,即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投入的增加和投入效率的提高:

              ΔC∕C=ΔC∕ΔF×ΔF∕C= RE(ΔF∕C) (1)

              其中,C為農業信貸的投放,ΔC為農業信貸投放的增加量,F為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總支出,ΔF為增加的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投入,RE代表資源的利用效率,由增加的投入信貸比ΔC∕ΔF表示。

              同時,參考傳統的生產函數分析框架,將農業信貸的投放視為一種產出,并受到信貸技術、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資金和金融機構從業勞動人員數的影響,引入如下函數:

              C = af(F,L) (2)

              其中,a代表信貸技術,勞動力投入加一個容量限制L-,從而有:

              C = a Fmin(L,L-)θ,θ > 0(3)

              其中,θ表示勞動力投入在每單位資本條件下的產出彈性。首先,由于限定了金融機構勞動力的最大規模,令m =(L-)θ,表示銀行信貸供給的最大能力,從而有農業信貸投放C = am F,此時一旦達到最大勞動力容量,農業信貸投放的增長率受信貸技術的進步和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投入資金存量的增長率共同影響; 其次,由于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投入的形成取決于前一期資本的存量和本期投入資金的轉化量,而本期投入資金的轉化量又取決于本期投入資金的總量及其轉化效率; 同時,本文假設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主要有四種路徑: 補貼、獎勵、稅收減免和擔保基金,因此,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投入Ft可表示為:

              Ft=(1 - δ)Ft - 1+ RE(Subsisyt1,Rewardt2,Taxt3,Collateralt4) (4)

              其中,δ為折舊率,Subsisyt1表示財政補貼金融機構的資金規模,Rewardt2表示財政獎勵金融機構的資金規模,Taxt3表示財政減免或返還金融機構稅收的資金規模,Collateralt4表示財政成立的擔保基金或融資風險補償基金的規模。RE為資源利用效率,其一階導數可表示為本期投入資金的轉化效率。因而將式(4) 代入式(3) 可得:

              Ct + 1= am(1 - δ)Ft+ am × RE(Subsisyt1,Re-wardt2,Taxt3,Collateralt4) (5)

              進一步根據泰勒公式有:

              RE(Subsisyt1,Rewardt2,Taxt3,Collateralt4)≈RE(0,0)+ RE'Subsisyt1(0,0)Subsisyt1+ RE'Rewardt2(0,0)Rewardt2+ RE'Taxt3(0,0)Taxt3+ RE'Collateralt4(0,0)Col-lateralt4(6)

              將式(6) 代入式(5) 即可得:

              Ct + 1= am(1 - δ)Ft+ am[RE(0,0)+ RE'Subsisyt1(0,0)Subsisyt1+ RE'Rewardt2(0,0)Rewardt2+ RE'Taxt3(0,0)Taxt3+ RE'Collateralt4(0,0)Collateralt4] (7)

              根據以上分析,由于農業信貸投放的增長率由信貸技術的進步和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投入資金存量的增長率共同決定,若當技術進步恒定時,由式(7)可進一步得到信貸投放的增長為:

              ΔCt + 1= - δam Ft+ am[RE(0,0)+ RE'Subsisyt1(0,0)Subsisyt1+ RE'Rewardt2(0,0)Rewardt2+ RE'Taxt3(0,0)Taxt3+ RE'Collateralt4(0,0)Collateralt4] (8)

              從式(7)、(8) 可以看出,農業信貸投放的增長受到財政引導金融支農四種路徑投入的資金量以及投入資金的轉化效率RE(0,0)、RE'Subsisyt1(0,0)、RE'Rewardt2、RE'Taxt3(0,0)、RE'Collateralt4的影響。也就是說,對于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不同路徑效應的考量,需要考慮每種路徑所投入資金的轉化效率。那么,如何考量這一轉化效率,影響這一轉化效率的內在機理是什么,便是分析路徑效應大小以及比較不同路徑效應差異的關鍵,也是下一步需要探究的問題。

              ( 二) 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不同路徑效應的差異分析

              1.基于交易費用理論的分析

              在經濟學中,效率可以表示為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因此對于財政引導金融支農各種路徑的投入資金轉化效率來說,從成本角度看,不同路徑是否能降低財政金融支農雙方的交易費用以及降低的程度多大,將會最終影響資金的轉化效率。科斯第二定理指出,在交易費用為正時,權利界定的不同導致了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在選擇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路徑時,首先應該著眼于交易費用,在不降低支農能力的基礎上,通過選擇不同的財政資金引導路徑,使得某項金融制度安排的交易費用最小化,從而促使金融機構釋放更多的支農資金。即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資金轉化效率的增加,是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來實現的。

              具體來說,威廉姆森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指出,交易費用分為事前交易費用Cost1和事后交易費用Cost2兩種,事前的交易費用是指為了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和責任所付出的成本,事后的交易費用是指在契約成立之后,為了解決契約帶來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付出的成本,包括了不適應成本、討價還價成本、啟動及運轉成本和保證成本四個方面[xx].

              從目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現狀來看,以農戶為例,其作為借貸者,借款金額小且分散、金融知識匱乏,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金融機構事前的甄別篩選成本較高,且無法形成規模效應; 同時農戶缺乏合格的抵押擔保品,道德風險較高,因此一旦借貸契約成立,金融機構就需要實施一系列嚴格的風險控制和監督措施,為此必須付出高昂的成本。由此可見,農村金融市場天然具有高交易費用的特性,所以財政資金在介入金融支農活動時,可以根據降低交易費用類型的不同選擇相應的路徑。一般來說,政府對于金融機構發放信貸資金的補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和農戶之間成立借貸關系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屬于交易雙方簽訂契約之前的行為,彌補的是事前的交易費用,即E'Subsisyt1(0,0) 的增加是通過降低Cost1來實現; 而建立擔保基金以及融資風險補償基金,則通過事后監督,降低金融機構的保證成本和違約風險來達到彌補交易費用的目的,即RE'Collateralt4的增加通過降低Cost2實現。一般而言,由于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與事前成本相比,金融機構的事后風險控制及監督成本更高。

              2.基于委托代理理論的分析

              委托代理理論的邏輯起點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時,委托人無法有效地監督代理人的行為,代理人可能會根據自身目標的利益最大化作出和委托人目標不相符的決策,損害委托人的利益。由于存在代理問題,委托人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機制來規范、約束并激勵代理人的行為,提高代理效率,更好地滿足其自身的利益。

              在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的框架下,存在著兩個層面的委托代理問題: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不一致; 二是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在基本目標上存在著不一致。尤其是后者,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由于政府政策的公益性和金融機構經營目標的盈利性的不相容,往往會導致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低下,或是金融機構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改變支農政策的實施方法,最終使得財政支農的目標難以實現。所以為了減少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選擇的財政資金引導路徑應該盡可能地減少信息不對稱,進而協調兩者之間的目標,從而達到激勵金融機構的效果,充分調動其支農積極性,給予農業更多的資金支持,從這一層面上來說,提高財政資金的轉化效率,也就是需要提高代理效率。

              通常來說,費用的獎勵、信貸資金的補貼以及稅收的減免或返還都是調動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的重要措施,對于提高其資金轉化效率具有正向的作用,對金融機構的農業信貸投放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然而,由于政府和金融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政府對于財政資金使用的事后監督成本較高,即支農資金并不能完全釋放到農業信貸中去。如圖1所示,補貼、獎勵和稅收的資金通道處于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由箭頭①表示,而這部分資金是否促使金融機構發放了更多資金給支農對象形成杠桿效應,也就是箭頭②所表示的過程,并不受政府直接控制,因此當這三種路徑不能完全彌補金融機構和支農對象之間的交易費用,或者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之間存在委托代理問題時,就會削弱這三種路徑的支農效應; 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對于傳統的獎補政策也進行了多次的改革,從最初的根據金融機構進行獎補到此后的根據支農業務進行補貼,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其中的委托代理問題。

              與之相反,擔保基金通過為金融機構發放的支農資金提供保障直接作用于金融機構和支農對象之間( 由箭頭③表示) ,在降低交易費用的同時避免了委托代理的發生,能夠較好地發揮其杠桿效應,最終支農效應也更為明顯。因此,根據上述分析,本文認為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不同路徑之間的支農效應確實存在差異,且擔保基金路徑的支農效應優于補貼、獎勵和稅收路徑的支農效應。

              三、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路徑的實踐效果

              以上通過模型構建和理論分析,闡明了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作用機制,以及不同路徑對農業信貸投放影響的差異性,本部分將通過安徽省L縣的實踐經驗分析不同路徑的差異和效應。

              ( 一) 安徽省L縣基本情況

              L縣位于安徽省東部,長江北岸,下轄12個鄉鎮,兩個省級經濟開發區,面積xx81平方公里,總人口50萬,其中80%以上都是農業人口。多年來,L縣始終走在安徽省農村金融改革的前列。從L縣的現代農業發展現狀來看,其糧食生產連續增收,土地新增流轉面積6. 7萬畝,總面積達29萬畝,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規模不斷壯大,蔬菜示范園區和苗木示范區成為全省乃至全國的重要生產基地。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資金需求結構逐漸發生變化,與小農戶少而分散資金需求特點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資金需求量大,需求時間更長,單一的財政和金融支農政策已逐漸無法滿足其資金需求,迫切需要創新財政與金融相結合的方式支持農業發展。

              20xx年,L縣內共有9家商業銀行,2家小貸公司以及1家擔保公司,涉農金融機構從業人員697人。從近五年的情況來看,L縣的涉農金融機構家數趨于穩定,涉農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雖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對應于L縣40萬的農業人口,這一增長幾乎可忽略不計,無法單一依靠金融機構來緩解日漸增長的農業信貸需求。20xx年L縣全年財政支出24. 6億元,完成財政收入16億元,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較大,為緩解縣域內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通過財政資金撬動金融資金,利用金融系統產生資金放大效應成為必要手段。

              ( 二)L縣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政策

              L縣已有的財政撬動金融支農政策,囊括了獎勵、補貼、稅收返還三條傳統路徑以及建立擔保和融資風險補償基金這一創新型路徑。其中,獎勵路徑包括涉農貸款增量獎勵、金融機構考核獎勵等; 補貼路徑主要有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補貼、新設金融機構補貼、信用社改制補貼、小貸公司開辦費補貼等; 而稅收返還路徑即為縣財政對于開展支農服務的金融機構稅收返還。近年來,三種傳統支農路徑的財政投入在逐年增加( 見表1) ,L縣財政資金引導金融支農的政策路徑趨于多樣性,表明政府加大了對于金融支農的財政投入和政策創新,即政府愈加傾向于通過金融手段滿足農業發展的資金需求。

              與傳統路徑相比,作為L縣創新型試點,擔保和融資風險補償基金在2012年開始實施,初始投資359萬元,主要解決農戶小額貸款的擔保問題。由于運營狀況良好,20xx年縣財政增加資金投入,將擔保基金規模增加至989萬元。而從2015年開始,L縣成為安徽省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融資風險補償基金的15個試點縣之一,財政新增8000萬元作為風險補償專項基金,相關工作正在有序開展之中。從政府對于擔保路徑的資金投入力度來看,雖然實施時間較短,但擔保路徑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重要手段。

              ( 三)L縣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不同路徑效應的比較與評價

              由于L縣近五年內金融機構數量和從業人員人數基本趨于穩定,且金融機構所使用的貸款技術也沒有太大變化,因此根據上文中理論分析,將L縣涉農金融機構的信貸技術及勞動力投入假設為處于恒定狀態,即財政引導金融支農路徑支農效果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各路徑資金投入和資金轉化效率。

              雖然局部地區僅有幾年的數據很難提供有效的經驗證據,但仍能表現出一定的政策效應為了比較財政引導金融支農不同路徑對農業信貸投放的影響,做出2010 - 20xx年不同路徑與農業信貸投放之間的關系圖( 見圖2)④。從圖2可以看出,獎勵路徑的財政支出與農業信貸投放之間基本保持平穩的相關性,即雖然可體現出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對于農業信貸也沒有顯著的刺激作用。補貼路徑和稅收減免路徑也表現出同樣的趨勢,2011年L縣開展對于金融機構的農業信貸補貼和稅收減免,但2011 - 2012年L縣總體農業信貸仍然增長乏力,兩項新政策路徑無法有效刺激農業信貸的增長。這與傳統獎補政策的局限性有關,獎補政策的直接作用對象為涉農金融機構,支農效果方面缺乏直接的促進作用,財政資金的轉化效率較低; 同時,獎補政策多以涉農貸款增量為考核標準,對于已有存量較多的金融機構,進一步獲得補貼的難度較大,政策獎勵難以持續,還會引發金融機構虛增貸款等問題。

              與傳統支農路徑相比,擔保及風險補償路徑對農業信貸投放具有顯著的刺激作用。擔保和融資風險補償基金成立以來,20xx年L縣農業信貸投放同比增長41%,20xx年保持23. 92%的增長率,遠高于往年的信貸增長速度,政策效果明顯。同時,在對當地一線實踐人員的調查中也可以看出,雖然擔保路徑的初期投入較大,但由于擔保基金具有循環可持續的特點,政府的資金成本更低,地方政府的資金投入意愿更強。同時,由于擔保基金直接作用于金融機構與農業信貸之間,對于農業信貸投放可產生直接的促進效應,資金的使用效率更高。

              從L縣財政的資金投入來看,近五年內傳統路徑的獎補資金投入與創新型的擔保補償基金的資金投入總額并無太大差別( 見表1) ,但政策的促進效果差異明顯。根據之前的理論分析認為,在資金投入近似相等的條件下,支農效果的差異來源于不同路徑財政資金的資金轉化效率,即創新型的擔保補償路徑的資金轉化效率更高。

              四、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理論模型闡釋財政引導金融支農效應的作用機理,并從交易費用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出發,論證了不同路徑之間效應差異的原因。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安徽省L縣的實踐經驗,發現與傳統的獎補、稅收返還路徑相比,創新型擔保路徑具有更高的財政資金轉化效率,從而使得其支農效果更明顯。同時,與獎補、稅收返還的方式不同,擔保補償基金循環、可持續的特點使得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更高,地方政府資金投入的意愿更強。

              因此,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踐調研,對于政府部門相關制度的制定,可以從減少交易費用和委托代理問題的角度出發,有針對性地對不同的財政引導支農政策進行調整。

              1.需要創新財政引導金融支農的路徑,搭建財政與金融支農融資項目平臺。對于已有路徑出現的支農疲態和創新乏力問題,應該積極探索以降低交易費用和緩解委托代理為目的的新方式,如將財政資金作為資本金、貼息資金、擔保資金或支農風險基金的運作方式,為信貸資金投入建立風險分擔機制和激勵機制。同時,搭建財政與金融支農融資平臺,以支農項目為依托,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招投標方式產生支農貸款的機構、規模、期限和利率的組合,根據市場產生成本最小化的最優解,發揮市場機制在支農資金配置中的作用,優化金融支農路徑。

              2.從源頭上規范財政支農資金的投入渠道,加強支農資金管理,減少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提高支農資金使用效率。要整合財政支農資金和金融支農資金,首要的是整合財政支農的各項資金,為財政和金融支農的整合作必要的準備。其一,規范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的渠道,統一安排和分配各部門的支農資金,建立統一的支農資金使用章程,加強支農資金的源頭管理; 其二,在各部門具體使用財政資金時,應有專門的使用計劃和專人負責監督,并且階段性地報告資金使用情況,防止出現資金的截留和浪費; 其三,建立財政資金管控部門,整合各部門力量,對于使用用途相近或使用對象相同的資金應在不同部門間進行協調,集中使用資金,在此基礎上充分調度每一筆資金,明確資金流向,提高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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