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服務外包集聚的出口促進效應分析論文
一、引言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世界分工在服務領域的深化，以及信息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競爭加劇的共同推動下，服務外包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使全球生產組織方式和國際分工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戰略選擇而言，服務外包及其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印度過去十幾年在軟件和服務外包領域不同尋常的表現，顯示了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與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相結合，能夠對一個大國政治經濟原有均衡態勢的改變產生杠桿作用。通過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公司在特定區域內集聚，是印度發展服務外包的重要經驗之一。印度 IT 外包企業主要分布在孟買、班加羅爾、新德里等 7 個城市或城市帶，有“印度硅谷”之稱的班加羅爾是最典型代表，擁有 Infosys、TATA、Stayam 和 Wipro 等大量軟件外包公司，形成了明顯的產業集聚效應，其軟件出口額占印度軟件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以服務外包為切入點，通過集聚形成了現代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印度的經驗為后起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轉型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和有益的借鑒模式。為了在新一輪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浪潮中以較低成本促進產業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尋找新的外貿增長點，我國也高度重視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從“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 年商務部“千百十工程”到2007 年國務院 7 號文件，都積極鼓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提出“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貿易的重點”，并且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又特別提出“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建設若干服務外包基地”。政策的積極效應已經顯現，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09 年我國126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合同執行金額同比增長 152%，達到 109 億美元; 到 2011 年，我國已成為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服務外包承接國，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金額達 238. 3 億美元，占到全球市場的 23. 2%。另外，從空間上看，我國已形成了以 21 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為基礎的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地區三大服務外包基地，這表明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已進入集群化發展階段。這些外包示范城市往往地理位置優越，市場開放程度較高，有優良的基礎設施，并且聚集了大量的高等院校，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這些都是發展服務外包所必需的要素，由此吸引大量的外包企業云集于這些城市的服務外包園區.
那么，上述集聚現象對推動我國服務外包的出口有何實際影響呢? 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一國應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而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據此，我國從技術及要素稟賦方面都不完全具備專業化進行現代離岸服務外包生產的比較優勢。然而，現代服務部門具有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現代服務外包的生產往往集中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 而產業集聚有可能替代比較優勢決定專業化分工及貿易模式，即集聚優勢可以轉化為競爭優勢，在一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產業集聚可以促進專業化，從而提升集聚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服務外包的集聚是否推動了服務外包出口的增長，就是上述理論推斷在現實經濟中的一個檢驗，也是通過建設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基地推動我國現代服務發展的起點。鑒于我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仍以信息技術外包( ITO) 為主( 占比超過 60%) ，業務流程外包( BPO) 和知識流程外包( KPO) 還處于發展初期階段，本文基于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及中西部17 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2006 年至 2012 年的 ITO及相關數據，運用計量方法檢驗我國建設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的貿易效應，即服務外包企業在這些示范城市的集聚是否有效地促進了我國服務外包的出口? 如果實證結果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通過積極鼓勵集聚、促進專業化、建立上下游產業鏈、構造產業生態系統、增強外部規模經濟效應，不僅是我國發展國際服務外包的一條有效路徑，還是開啟現代服務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一個契機。
二、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對產業集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農業區位論 ( vonThünen，1826) 和工業區位論( Weber，1929)，在此基礎上，Krugman( 1991a)等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派，從理論上證明，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移動等導致集聚產生，從而企業得以共享勞動力市場，降低生產成本，獲得更多優勢; 而通過產業集聚獲得的外部規模經濟則是一些國家獲得生產、貿易及產業發展優勢的決定性因素。關于集聚的經濟效應的研究已經成為近年來經濟學領域最熱門的研究話題之一。其中，有許多文獻考察了產業集聚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問題。Porter( 1990) 指出，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成功的產業，其企業在地理上呈現集中的趨勢。厲無畏和王慧敏( 2002) 指出，產業的集聚發展構成了當今世界產業發展的主旋律，而打造符合國際產業發展趨勢的新型產業集群，是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當務之急。朱鐘棣和楊寶良( 2003) 認為，產業集聚可以使產業原本落后的國家超越最初在該行業有優勢的國家，從而形成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美國加州的葡萄酒業集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今，加州葡萄酒的國際競爭力甚至已超過具有“先天”優勢的法國。杜凱和周勤( 2008)、杜慶華( 2010)、楊丹萍和毛江楠( 2011)等利用中國相關制造業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證實產業集聚能夠顯著地提升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相關產業的出口。
產業集聚并不僅僅局限于工業領域，隨著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集聚也日益受到關注。Scott( 1988) 、Krugman( 1991b) 等研究了加利福尼亞、倫敦和東京的服務業集聚現狀。國內方面，許多學者運用區位熵、集中系數和空間基尼系數等指標對我國服務業集聚水平進行了測度( 程大中和黃雯，2005;楊向陽和童馨樂，2009等) ; 陳建軍等( 2009)等在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方面展開了系統的研究; 程大中和陳福炯( 2005)、童馨樂等( 2009)等證實服務業集聚對勞動生產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服務外包在全球經濟的迅速成長激發了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包括服務外包動因的分析( Grossmanet al. ，2006; 盧峰，2007 等) ; 服務外包對就業及經濟增長的影響( Bhagwati 和 Panagariya，2004; Amiti 和Wei，2005等) ; 服務外包競爭力、影響因素的研究( 薛求知和宋麗麗，2008; 趙晶等，2010等) ; 從中間投入的角度考察服務外包對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Amiti 和 Wei，2009; 劉海云和唐玲，2009; 姚戰琪，2010等) 。
以上卓有成效的研究為推動產業集聚、服務外包發展提供了積極的理論基礎和經驗參考。但是，一方面，從前兩個系列的文獻可以看出，現有研究主要考察制造業集聚對出口的促進作用，未涉及服務業集聚對出口的影響，第三個系列的文獻告訴我們，關于服務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包的動因、影響因素以及對增長、就業和生產率的影響，缺乏對服務外包集聚、服務外包產業集聚與行業出口關系問題的研究文獻。事實上，服務外包的集聚也會促進本區域的專業化程度提高，分工更細，信息更充分，使得區域內的服務外包企業獲得外部經濟效應而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同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整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研究服務外包的文獻大多采用統計上的主成份、因子和聚類分析或計量分析技術上的橫截面估計法，但前者只適用于對變量進行分類或降維分析，缺乏指導假設檢驗的規范理論基礎，后者不能控制樣本中隱含的未觀察到的橫截面異質性，即無法處理未觀察到的橫截面異質性與自變量相關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的研究試圖填補上述兩個方面的缺失，為服務外包研究作出一些貢獻。具體地說，本文將考察服務外包集聚的經濟效應，我們以 ITO 為例，檢驗服務外包集聚是否有助于促進服務外包的出口，從而可以評估服務外包基地建設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和“促進服務外包出口”的政策效應; 并且，本文將選取主要服務外包示范城市 2006 ～ 2012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這樣不僅可以解決未觀察到的截面異質性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還可以處理聯立性偏誤產生的內生性( 集聚的內生性) 問題。
三、數據、變量、回歸模型及估計方法
( 一) 數據與變量構建
本文實證分析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 2007 ～ 2013年的《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相應年份的各示范城市統計年鑒。本文旨在以 ITO為例分析服務外包集聚對外包出口的促進效應，因此計量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是各示范城市的 ITO 出口總額，為消除異方差性，我們對 ITO 出口額取對數，記為 lnEX。實證模型中還包含以下解釋變量:
1. 區位熵———服務外包集聚測度指標
集聚通過產生外部性、知識溢出使企業受益，此外，集聚導致服務業的地區專業化分布，還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有利于增長。一般而言，被稱為“專門化率”的區位熵可以測度某產業在一個地區的相對集聚程度( Haggett，1965②) ，在現有文獻中被廣泛使用。因此本文以區位熵作為衡量集聚程度的指標，考量其對我國服務外包出口的影響，其計算公式為 Rij= ( eij/Ei) /( ej/ E) 。其中 Rij表示 j 地區 i 產業集聚的區位熵，eij為 j 地區 i 產業產值，本文中表示17 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計算機與信息服務產值; ej為 j 地區所有產業產值，Ei為全國 i 產業產值; E 為全國所有產業的產值。
2. IT 技術人員工資成本( lnwage)
盡管不同的發包企業會出于各種目的把不同性質的業務轉包給外部的專業公司或供應商，但對低成本的追求無疑是其開展離岸外包的直接動力，這也是有關外 包 動 因 的 各 種 解 釋 中 被 廣 泛 接 受 的 觀 點。Grossman et al. ( 2006) 從理論上考察了外包的動因，認為利用南方國家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是跨國企業實施離岸外包戰略的主要原因。③Bajpai etal. ( 2004) 的問卷調查分析進一步支持了上述觀點，其研究結果表明，降低成本和利用海外勞動力是被調查企業開展離岸服務外包( 包括 ITO 和 BPO) 最主要的驅動力，勞動力套利是其中最關鍵的考慮因素。因此，發包企業將離岸服務外包目的地首選在工資成本相對較低的印度、中國、菲律賓等國。這些文獻為我們在實證模型中引入 IT 技術人員工資成本這一變量提供了理論和經驗證據，并且由此可以推斷，在 IT 人力資源質量一定的前提下，承接國 IT 人員工資成本越低，其信息技術外包的離岸市場規模越大。 3. 信息服務基礎設施
現代服務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主要借助于通訊技術，尤其是信息網絡技術在全球的普及對于打破時空限制起到了關鍵作用，為服務外包的出現并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是外包發展的原動力和技術平臺之一。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企業經營規模擴大和市場占有率的提高更傾向于通過外包特別是離岸外包來實現; 同時，信息網絡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催生出了許多快速靈活、生產專精的小企業網絡，并成為承接離岸外包大訂單的產業集群。一般而言，如果承接國的信息服務基礎設施比較完善，那么在理論上該國具有發展服務外包的優勢，因為基礎設施完善，能夠提供高效而便捷的聯系方式和可靠的外包成果。同時，信息技術領域本身就是全球外包的主要內容，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對于發展離岸 IT 外包更是必不可少。本文以網絡普及率作為信息服務基礎設施這一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衡量其對我國 ITO 出口的影響，記為 wlpjlv。
4. IT 研發人員數量
這一指標用于度量 ITO 行業的人力資本水平，為避免異方差，我們對之取對數，記為 lnh。ITO 是人力資本密集的行業，一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或承接國的 IT 人才儲備越雄厚，對發包方的吸引力越大。例如，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ITO 接包國，占全球軟件外包市場65%的份額，很多企業之所以將印度設為 ITO 業務的首選目的地，不僅因為其 IT 人員雇傭成本相對較低，還因為印度軟件工程師的能力和數量都居于世界前列。
5. 研發投入
承接國的創新能力也是發包商選擇外包服務提供商時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承接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關系到外包業務是否能夠達到目標，承接方完成的服務是否符合要求。印度、愛爾蘭承接服務外包的實踐表明，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對其接包能力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事實上，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國際大型 IT 企業如 IBM、英特爾、SUN、惠普、微軟、甲骨文、朗訊科技等都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充分利用本地的創新研發力量，這些國際知名 IT 公司的加盟，以及國內大學、科研院所、軟件園等技術孵化器所形成的創新研發優勢，是我國近年來軟件產業和 ITO 得以迅速發展并打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基礎。此外，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還有助于承接方 ITO 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促進其從低附加值的離岸外包業務向高附加值業務方向發展。創新能力往往通過研發投入水平反映出來，本文以各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的科學研究支出占預算支出比重測度其研發投入水平，記為 R&D
6. 市場開放度
長期以來我國堅定地實施對外開放政策，2001 年12 月正式成為 WTO 成員后，與包括歐盟、美日等主要貿易伙伴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之間的貿易均享有最惠國關稅待遇，且中國的服務貿易承諾比大多數烏拉圭回合談判成員更為寬泛，這些舉措大大優化了貿易環境，降低了交易成本，吸引了大批跨國企業入駐中國，為加強國際技術合作和獲得市場準入創造了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內企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機會。本文以各示范城市進口總額占 GDP 比重作為市場開放度的代理變量，記為 openness。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對模型的估計采用的是 Stata12. 0 統計軟件。報告了組間估計法即用 OLS 估計( 2) 式的結果。數據表明，R 與 lnEX 顯著正相關，作為衡量 ITO 產業聚集程度指標的區位熵每提高一個單位，則 ITO 出口將增長 0. 1915 個百分點。與本文預測一致，lnwage 具有預期的負號，且在10% 的水平上是顯著的，IT 員工的工資每上升 1% ，服務外包出口將下降 0. 9115 個百分點。但除了 R 和lnwage 外，其他變量的估計系數在統計上都不顯著，且開放度、R&D 和網絡普及率等變量的估計系數的符號與預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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