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經典與傳統分析論文

時間：2025-08-02 04:53:03 論文范文

語言經典與傳統分析論文

　　近現代以來，中國的語言研究、語言教學深受以視覺理性為哲學基礎的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影響。西方語言屬于形態語言，語法形式是其特點。19世紀，在歐洲傳統語文學基礎上，誕生了以形式分析為主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并使哲學出現“語言學的轉向”，對各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在文學研究領域中，也形成了以符號形式分析文本結構的學術思潮。長期以來，“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在語言研究和語言教學中被奉為圭臬。其實，語言的本性并非如此。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是人的特性。從語言的起源看，語言是聽覺的產物。人類是一種善于傾聽，善于辨微察細的動物，正是由于有了敏銳的聽覺，人才注定要擁有語言。作為人體最重要的感官之一，聽覺先于視覺產生。現代胚胎學的研究證明，胎兒在4—6月時，聽力發育形成，故此有胎教之說。赫爾德在《論語言的起源》一書中，論證了聽覺之于語言發生的關鍵作用。他的結論是：人類的一切感官都是心靈的知覺方式，聽覺是各種感官的中介，“通過聽覺，每一種感官都有了語言能力”。聽覺介乎觸覺與視覺之間，“聽覺接收的聲音深入至我們的內在心靈，足以成為區分特征，但又不過分挑動心弦，以致失去明確的區分性。”“通過多樣性的統一(按：觸覺含混的多樣性與視覺清晰的多樣性)，通過區分特征的確立，語言便產生了”。從語言的本質來看，語言似乎首先是為了內在心靈運動的有聲表達———也就是“說”的需要，而其實為了達到交流、交際的目的，應合對方，傾聽才是第一位的。“聽”是語言的本質。海德格爾說：“習慣上人們把說與聽對立起來：一方說，另一方聽。但是，聽不光是伴隨和圍繞著說，猶如對話中發生的情形。說和聽的同時性有著更多的意味。說本是一種聽。說乃是順從我們所說的語言的聽。所以，說并非同時是一種聽，而是首先就是一種聽”。“人說，是因為應合于語言。應合乃是聽。人聽，因為人歸屬于寂靜之音”。

語言經典與傳統分析論文

　　在哲學解釋學理論的基礎上，法國學者彼埃爾·朱代·德·拉孔布、海因茨·維斯曼合著的《語言的未來：對古典研習的再思考》一書分析認為：我們日常接觸、使用的語言可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作為母語的語言，屬于“自然語言”或稱“本源語言”;一類是主宰著國內或國際交流的“功能語言”或稱“實用語言”，如英語;還有一類是限于某個專業內部如數學、經濟、法律等領域使用的“科學語言”，或稱“形式語言”、“專業語言”。其中，母語是每個人一出生就自然而然習得的語言，它是一種活的語言，又是一種文化語言，正是母語代表著語言的本質，承載著或者說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化傳統。“功能語言”是一種純工具性的實用語言，它僅僅是一種符號、代碼，只是為了方便學習接受，并快速用于交流，因而，它只能是表層的、浮淺的，可以忽略語言的歷史與文化維度。“科學語言”是一種封閉性的人工語言，它承載著不同的專業知識，主宰著某一個專業領域中的交流，不同的專業語言之間則無法對話。盡管科學語言脫胎于“自然語言”，卻越來越趨向徹底的形式化，遠離“自然語言”。只有經由母語，我們才得以進入并深入功能語言(即學習另一種母語);經由母語，我們才能掌握和真正理解科學語言。“關于母語的文化、歷史發展的知識本身即具有意義，因為它使我們能夠更加透徹地理解自身的語言傳統與文化。……它是迎接其他語言的預備課———不僅包括其他文化的活語言，還包括大量涌入當今文化中的形式化語言”。可以說：掌握不了母語的深層資源，就學不好母語;學不好母語，就堵塞了通往其他任何一種語言之路，不可能真正進入另一種語言，如功能語言或科學語言。

　　母語作為文化語言、本源語言，是我們理解自身、確立自我的關鍵。現存的每一種活的語言(母語)背后都蘊含著一門“死語言”，比如歐洲的拉丁文、希臘文，中國的文言文，印度的梵文等，它們是活語言的源頭活水，是其生命力所在。與之前在日常生活中母語習得相較，在進入學校后的漫長求學期間，兒童、青少年接受的母語教育———語文教學，主要是書面語的學習和訓練。面對代代累積留傳、汗牛充棟的古代文獻，學生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重新學習那些死去的語言。于是，在古典的語文教育中，如歐洲有“古典研習”傳統，中國有“讀經”傳統。“母語是語言與文化的歷史留下的遺產，需要我們時時重新啟用它。它由此承載了創新的功能與新的意義”;“從屬于這門語言與文化的個體永遠都無需跳出這門語言就可以創造出新的意義或表達方式，因為他們被直接賦予了來自歷史的語言與文化。歷史與遺產不是一具枷鎖，恰恰相反，正是它們使真實的、自由的表達成為可能”。

　　對于“經典”，由于近現代是處在新舊文化交替的特殊歷史時期，當以白話為載體的新文化作為新生事物蓬勃發展之際，作為舊文化代表的“經典”理所當然地處于式微之中。過去的“四書五經”雖說不再唯我獨尊了，但是“經典”訓練在母語教學中的位置仍不容置疑，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經典常談》序言里所說：“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里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里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并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范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囫圇吞棗的弊病。

　　再者，如果說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興起，取消“讀經一科，小學課本變為“國語”，即白話文，客觀上導致了傳統經典教育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心。但是，五四時期的學者對傳統文化雖有偏激言論，起初在教育體制中并無所作為，亦未造成對其致命傷害。最近，學者研究表明：白話文的推行，也并非是那些叫囂的最厲害的“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所能作為，而是導源于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代的一紙行政命令，以及之后在各省中小學的強制推行：“他們(指胡適、黎錦熙)都承認1920年的中國中央政府在中國文學革命或者說語文革命、白話革命上的核心領導作用和巨大貢獻：它不僅領導了這場革命，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而且動用自己掌控的行政權力以專制的方式一舉完成了這場革命。

　　作為母語的語言是一種歷史語言、本源語言，它是貯存傳統的水庫。學習母語意味著深入到厚重的書面歷史文獻中去尋求母語資源。而語言的載體是經典文本，經典文本是母語學習的核心：“文本是文化自我表達的場所，也是文化自我思考、成形、準備轉變的場所”。古往今來的所有作品都是歷史文本，在現實這個場域，與人產生對話。文本的讀者就是文本的詮釋者，真正的詮釋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交流，是建立在歷史與現實沖突基礎上的一場對話：“詮釋者由歷史文本那里所獲得的意義，應當是他們兩者在具體對話過程中當場協商的結果。這個意義既不是純粹歷史的，也不是純粹現實的，而是歷史和現實的交互融合。

　　作為“經典”的歷史文本，不僅是學生學習母語，獲得語言交流、表達的深層資源，同時也是接受傳統的過程，更是通過閱讀，確立和實現自我的過程，亦即促使個體走向成熟，建立獨立自主人格的過程，這恰恰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承載“語言、傳統”的“經典訓練”，其旨歸應該是人的教育。母語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統，面向未來，通過經典文本與現實對話，并不斷地在對話之中更生、發展。這種對話基于對語言文字的深刻理解，對文本的獨到解讀之上，即傳統存在于對話之中。母語教育對于反思、繼承傳統，對于個人、社會的進步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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