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政治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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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開始后，中國的女性文學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革命、戰爭對于她們的生理和心理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女性書寫開始關注政治話語，接受政治規范，政治開始改寫女性形象，重構女性話語。
具體看來可以包含以下三個方面，母親形象的塑造上，女性愛情的塑造上，女性身體的塑造上。
但是在高壓的環境之下，也誕生了一批具有相當力度的作品。
關鍵詞：革命;女性;政治;抗戰
自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抗戰開始了，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民族災難，日本侵略者自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
在這支抵抗隊伍里，不僅僅有男性，更有不可勝數的婦女，她們構成了抗戰戰場上一道奇觀。
對于中國的女性作家來說，她們也都是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革命、戰爭對于她們的生理和心理的影響都在不斷的發生著改變。
革命讓受到傳統禁錮的女性開始走出“小我”，走向“大我”。
我們知道，當時的文學版圖主要是三個方面，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其中大批的女作家開始到達延安，從最早的丁玲到后來的白朗、陳學昭、草明，都開始擔任了較重要的社會工作，放棄了先前的自我的姿態，還有很多的人如韋君宜、莫耶、李納、林藍等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分散到其他戰線上。
在國統區，女性作家的政治意識、社會意識一樣的強烈，對于侵略者有著很強的抵抗，如葛琴、楊剛、郁茹都是在從事各種的婦女運動、地下、統戰等工作，以各種形式來支持抗戰。
在淪陷區，有著雅俗合流的趨勢，在言與不言之間徘徊。
總體上看，抗戰文學已經擺脫了五四文學的那種個人化和啟蒙理性色彩，更注重文學的功利性，更關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女性的創作從內容到風格上體現出不同以往的特色，女性書寫開始關注政治話語，接受政治規范，政治開始改寫女性形象，重構女性話語。
具體看來可以包含以下三個方面，母親形象的塑造上，女性愛情的塑造上，女性身體的塑造上。
一、革命與母親形象
在抗日戰爭中一切都是渺小的，生命來來去去，中國的形勢到了不抗日、不解放民族就將滅亡的生死關頭。
在這個時期，很多的小說中都開始積極地塑造一個“母親”形象，母親在五四文學中一方面是作為被父權奴役的對象，另一方面又是作為家長權威的代表而樹立在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里。
但是到了這個時期，母親已經開始走入深化的階段，母親由磨難的痛苦進入到了靈魂的撕裂的階段，母親開始散發著超越自身的力量，戴上了“革命”圣母的光環。
在這一時期小說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比如葛琴的《生命》、楊沫的《怒濤》、草明的《瘋子同志》以及白朗的中篇小說《獄外記》都是塑造了革命母親形象。
《生命》的作者是葛琴，創作這個小說的時候她正是身懷六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叫戚瑛的女子，故事中的她還是一個底下的抗日工作者，為了堅持工作，她來到后方城市的一間陋室里，并在痛苦中產下了一個嬰兒。
這個時候她也開始漸漸的昏迷，在昏迷中她想象到了自己在反掃蕩中的丈夫以及翻山越嶺的游擊隊戰友、因為抗日被槍斃的舅父，甚至嬰兒也被丟棄在了山崗上……所有這些都是展現了一個作為母親的痛苦。
但是革命事業并不允許她耽擱，她只能忍痛將孩子拋棄在一旁。
天亮之后，母親戚瑛被主人責罵，認為她帶來了晦氣，這個時候戚瑛再也受不住內心的拷問而撲向孩子喊道：“啊，孩子，我的生命!”其實創作者當時的意圖在于暗示中華民族的危亡，這點有些象征色彩，與母親拋棄孩子是與災難的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也渲染了為迎接生命與民族新生而需要不斷付出的母親形象。
草明的《瘋子同志》中刻畫了一個瘋子共產黨員李慕梅的形象。
在小說中，李慕梅因為早早的和丈夫去參加革命而致使全家被抓，三歲的女兒因為體弱兒遭受了病癥，急需要醫治。
但是敵人卻要求她先交代自己的底細和上司的情況，結果她因為受不了打擊而“瘋了似的撲向敵人的臉”。
最終女兒還是沒有被救活，李慕梅病入膏肓，女兒的死一直折磨著她。
雖然作者的本意實在強調母親為了革命的奉獻精神，但是母親的屬性決定了她必然要扮演一個矛盾的角色，一面是國家與革命，一面是親情與人性，都在糾纏著主人公。
所以從這些小說來看，抗戰文學一直在強調一種母親的神圣化的趨向，塑造一種同男性一樣的革命者英雄形象的特質，從而成為革命的載體，為革命宣傳，為走向勝利提供精神的指引。
但是很多女性由于心理的因素，革命女性始終在母親革命者雙重身份之間由于，在政治倫理與個體道德倫理之間總是難以取舍，這也展現了女性作家在革命與現實之間的那種復雜的心理。
二、革命與女性愛情
在30年代早期的時候，革命與愛情的描寫已經進入到大眾視野中來，在20年代革命文學興起后的“普羅文學”中得到了最大的展現。
但是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先前那種浪漫主義的“羅曼蒂克”，那種細致入微地描寫愛情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現實，也不符合“文協”那種“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理念。
但是愛情是人類永恒的話題，是任何時代都無法回避的問題，特別是在解放區很多的農民政治、經濟翻身等導致了大量的問題往往都會以愛情為觸發點。
在這些故事里，女性翻身獲得自主的愛情婚姻是最為常見的描寫。
這些故事結構簡單，主題明確，情節緊湊，很容易吸引大眾。
寫作對生活進行了全面整合，排除了那些低俗的東西，從人物到結構都符合革命需要，使革命具有超越一切的絕對權威性。
這些小說中的主要代表有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還有孫犁的《光榮》《囑咐》等等。
這些作品往往都是男女相戀受到各種的阻撓，在革命組織和革命理論的庇護下而獲得了成功。
比如小二黑和小芹相戀受到到了二諸葛和三仙姑的阻撓，這些作為封建殘余都是革命要打擊的對象，所以順利成章的小二黑就被區政府的區長給解決了，革命成為了愛情獲得合法性的源泉，革命能夠拯救愛情。
并在這些作品中熱情謳歌了愛情，歌頌了新民主政權。
但是也有一些如《麗萍的煩惱》等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
這個小說發表在1942年的《西北文藝》上，主人公是一個叫麗萍的青年知識分子。
兩個人的經歷就是五四模式，兩人反對包辦婚姻，一起走到了延安，成為一名革命戰士。
在革命圣地，她和“×長”結婚了，這是血性男兒，經歷過各種革命考驗的人，但是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卻是歧視的。
他認為結婚找老婆就是要“舒舒服服的享受”，女性只能服從男性的權威。
即使在麗萍的分娩的時候，他還是忙于各種的事物，為了工作而沒來陪伴，在信的末尾還不忘了希望生個兒子。
在兒子出生后，麗萍卻要接受各種的命令的要求，“養孩子也是革命工作”，最后只能想離婚。
所以，總體上看抗戰文學中的女性愛情總是脫離不開與政治、革命的依存關系，解放區實現了男女平等，像兩性生存中事實上的不平等這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革命打擊了父權，但是又制造了一個政父，并將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
這些延安女性作家們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婦女解放運動中盲目樂觀的傾向。
三、革命與女性身體
女性的身體書寫很多人并不陌生，身體敘事也是80年代以來女性創作的一個重要的關注范疇。
但是對于女性身體的敘寫卻是自古以來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到了抗戰文學中對于女性身體的關注也更加密切起來，尤其是女性身體的受辱備受關注。
這類的作品更多的在男性作家的筆下得到了展現，男性作家在創作的時候特別注意與國家和民族寓言結合起來。
女性身體受辱已經超越了五四時代那種作為父權和階級壓迫的證明，而是與民族國家戰爭的因素有了勾連。
女性受辱是國恥的見證，女性的身體承載的是政治的意義。
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如李欣的《新與舊》、荒煤的《只是一個人》、陳登科的《杜大娘》、柯巖的《換頭記》，都是用來激發大眾抗日的動力因素。
比如很多小說都是緊緊圍繞“被玷污”的故事展開的，往往注重的是殘暴的場面描寫。
草明的《受辱者》就是寫一個女性繅絲工因為碰到了日本軍人，而被迫做了慰安婦，受盡欺辱。
回到了家鄉之后想盡方法要報仇，最后用硫酸毀壞機器用為自己報了仇。
在男性創作的敘事倫理中，女性在這些苦難里是受辱的，是值得的，是需要發揚的。
尤其是受辱的女性為了保存自己的名節，舍生取義，為了報仇與日本人同歸于盡更是具有鼓舞作用，而成為很多作家的故事結局。
這個時候能夠揭示深層次身體與靈魂的掙扎的作品也是有的，像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就是一個爭議頗大的小說。
小說寫得是一個叫貞貞的女孩子，八路軍提供情報工作，卻陰差陽錯落入到鬼子手里受辱的故事。
丁玲并沒有寫貞貞是如何的絕望，如何的準備用自殺來消極擺脫精神上的痛苦，而是深入到貞貞的內心里。
貞貞最初是和磨房小伙計夏大寶自由戀愛的，無意中被日本人抓走，一年后因性病被放了回來，被釋放后的貞貞表面看沒有精神上的痛苦，“人大約總是這樣，那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著頭皮挺著腰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除非萬不得已。”盡管革命隊伍遺棄了她，盡管要遭受到各種的冷嘲和熱諷，但是她還是倔強的幫助革命工作，作者要突出展現的是貞貞的那種面對屈辱命運時的堅強與自尊，這是一般女性身上所看不到的。
丁玲在這里要深刻揭示的是女性在面對革命的時候更要面對各種的封建道德意識，侵略者對女性造成的威脅僅僅生理上的，但是國恥與封建貞操觀念的壓抑會造成洗刷不去的心理陰影。
如果說女性在先前五四是受到一種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度的傷害，還有被救的可能，在政治規訓之下的女性只有靠自救才可能改變命運，獲得自我。
總之，抗日戰爭對于女性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五四文學是在積極地發現女性意識，尋找女性的自我，盡管女性有時被當做了一種父權罪證的見證，但是女性無論是從地位還是前景上都是朝著良性發展的。
在抗戰文學中，女性的獨立性開始喪失，成為政治和革命的附屬品，五四傳統又因政治的變動而銷聲匿跡，女性被政治改寫的這種命運只有到了新時期才開始歸附，80年代女性創作盡管繁榮，但是卻虛假甚多，反思的力度遠不如緊張的抗戰文學中的一些作品有力量的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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