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
杜詩中的情感表達不是平鋪直敘的，而是有著隱顯緩急的變化。
“沉郁頓挫”一詞首見于杜甫中年所作：的《進雕賦表》中的“……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嗚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這是杜甫臨終前對自己作品帶有總結性的哀嘆。是的，杜甫一生嘔心瀝血寫成的詩歌，在當時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他死后不久，詩名就日益顯赫了，自中唐到晚唐，以迄宋代，文壇上對杜甫的推崇不遺余力，但除了宋代的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中提出“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樣的評論之外，并沒見到有人談及杜詩沉郁頓挫之風格。發現杜甫這個偶然的自我評價最能代表他作品風格并提出來的，可能首推清代詩論家袁枚了，他在《隨園詩話》中指出：“人必先有俳惻芬芳之懷，而有沉郁頓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隨后，朱彝尊、陳廷焯等人也曾論及。雖然他們這些論述多半是詩話式的，缺乏條理和系統，但由于這個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謂，且大體上確實能代表杜甫大多數作品，因此“沉郁頓挫”作為杜詩的藝術風格逐漸為人們熟知并接受，且成為今天文學史上的定論了。
杜甫是一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詩人。動亂的時代，個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觸，則悲慨滿懷。他的詩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他的詩，蘊含著一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養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便把這噴薄欲出的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沉，變得低回起伏。個人的悲痛變成了對于百姓苦難的深沉憂思，留下了無窮韻味。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頓挫，是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
杜詩如此“沉郁頓挫”的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這除了與他個人的豐富坎坷的人生經歷、固有的天才、不懈的追求有關之外，更是與他所處的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國文學的階段發展密不可分。
第一，“風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豐富的生活和對人生的崇高愿望。豐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話可說，作品充實;崇高的愿望指導他的作品為人生效力。”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疾病纏身，窮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彌堅，矢志不渝，這些磨礪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因此，詩人豐富的生活和救國救民的崇高而強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萬方多難”的時代特征是形成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又一主要原因。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急劇轉變的時代，既經歷了繁榮昌盛的“開元全盛日”，也經歷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別》的安史之亂，并看到安史之亂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敗落景象。可以說，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和他所處的那個“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緊扣時代脈搏，同情民生疾苦，關心國家興衰是杜詩永恒的旋律。
老杜憂國憂民和表現自己不幸遭遇的作品大多具有這種風格，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詩共三段，每段都從不同角度抒發自己憂國憂民之情，可謂“一篇之內，三致志焉”，極具沉郁頓挫之情，而第一段表現得尤為突出。詩曰：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破愁絕。
先感慨自己竊比稷契的愚拙，但馬卜頓出“自首甘契闊”至死不渝的決心，次感慨自己憂民之心被同學翁取笑，但馬上頓出“浩歌彌激烈”的更深憂思;復次說自己并非不知隱逸為高，但馬上頓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離去;再次說自己也非以為國無其人，但馬上頓出忠君之情處于本性，實難移易;繼而又說雖想放棄鯤鵬大志而效仿螻蟻之輩，但馬上頓出仍然恥于干謁;最后感嘆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無為，但馬上頓出仍要堅守節操，在百感交集之時只好借酒澆愁了。雖然全段之意不離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但可謂筆筆轉、句句轉，在頓挫之中將感情表達得更為深摯。
第三，“語言的準確性是優良的風格的基礎。”杜甫，并不像他同時代的眾多詩人那樣，只把寫詩作為炫示文才，獵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應酬交際之用，而是自覺地把詩歌當作“史筆”來寫，“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歸》)。他的目標很高，對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嚴格，務求達到“毫發無遺恨”(《敬贈鄭諫議》)的境地。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是這樣宣布的，也是這樣做的，“新詩必罷自長吟”(《解悶》)，他經常改詩。因此杜詩語言精要凝練，準確生動。如被前代人稱道的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十四個字中就包含九層可悲的意思：他鄉作客，一可悲;經常作客，二可悲;萬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風蕭瑟，四可悲;重九佳節，無有可樂，只有登高，五可悲;獨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過半百，事事無成，九可悲。真是包含無限艱辛，凄淚橫流。何其凝練!再如《春望》詩中：“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個“濺”字，可謂點睛之筆，這淚流得何其多，時間何其長，心情何其慘痛!象這樣的例子，在杜詩中俯拾皆是，不可勝數。努力使語句準確、凝練、生動，這也是杜詩“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原因。
總之，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強烈地表現了為民請命、以天下為已任的懷抱和心聲，在詩歌藝術E達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這種風格，是詩人愁苦潦倒的閱歷，憂抑郁的思想性格，萬方多難的時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藝術修養各種因素的統一，使詩人達到現實主義頂峰，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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