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古典文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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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典文學是文學的一部分，是現代文學的發展基礎，它承上啟下，是文學發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古典文學是現代文學的基礎，它是中國文學最根本的東西。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走過了長遠而又曲折的歷程。本論文對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進行了簡略梳理，總結了研究中得出的經驗，以期對古典文學學習者有一定的啟發。
關鍵詞：古典文學 研究方法 綜述
古典文學是民族發展的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脈，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長嘯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飲的一杯酒，是俠客仗劍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畫，是一個夢，是一份情。
古典文學的研究是一個割不斷的歷史過程。回顧19世紀中葉以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從《詩經》、《楚辭》直到唐詩、宋詞、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這個政治思想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革命沒有像文學創作那樣引人注目。首先這是由研究對象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和新文學創作相比，古典文學的研究顯得有些沉寂，它面對的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變革的當下和發展的未來。這使得從事該領域的學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著考證、注疏的傳統工作，同時仍在沿用傳統的詩話、詞話或評點等方式對文學典籍進行解釋。概括來說，做19世紀中末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多數人屬于舊式學者。他們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學問功底，可以說是中國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學人，外來文化還沒有對他們的學術產生影響，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還帶著濃郁的傳統文化色彩，尚未顯現太多變革的氣象，他們基本上屬于那個時代的守舊派。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20世紀是社會變化最大、發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復雜，也最激動人心的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在20世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古典文學研究，在中國一直是顯學，它傳統深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取得了新的與時代相適應的成就。回顧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現代性的內涵，大致可以歸為兩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學研究者多運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及文學研究方法來關照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它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性進程。這種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學研究傳統，應該說，西方視角和方法構成了古典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研究傳統，對古典文學研究者產生了深刻影響;人民性是指“五四”以來，在魯迅等人的倡導下，古典文學研究者從平民大眾角度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在一定程度上開創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性風氣。“人民性”作為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一個特有的概念與術語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階段性的概念，構成古典文學研究現代性進程的重要內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學研究進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時，“創新”與“特質”成為主要方面，即盡力形成自己的研究個性，在評價標準上試圖有新突破。“無用之用”的研究目的進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顯。
進入21世紀已有八載，古典文學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進很快，一批中年學者成果堅實，年輕學者銳利四射。可以說，古典文學研究隊伍的青黃不接與斷層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但在新世紀里，古典文學研究的態勢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
縱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大致可以歸為三種，即宏觀研究方法、微觀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觀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學的宏觀研究有三個出發點：一是研究我國民族文學特點以繼承優秀傳統;二是了解文學發展規律以促進當代文學的發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觀研究是古典文學研究學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這種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在宏觀研究方面比較薄弱，需要加強;其二，宏觀研究中理論比重較大，推進古典文學研究，開創新局面，需要對幾十年來研究領域中一些重大理論觀念問題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帶有全局性的課題，促進古典文學研究水平的總體提高。宏觀研究對于打破舊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幫助。首先，人們嘗試用史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等學科理論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理論武器;其次，在方法論上有重要意義。宏觀研究在思考、探索的過程中，是將研究對象當作一個整體、一個體系來研究，更多考慮事物間的關系、事物內部與外部的聯系等問題。
適合用宏觀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靈氣，思想比較活躍;其次，知識面要廣，知識積累豐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須對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獨到的思維;第四是要有獨特的方法。宏觀研究方法的優點在于，它能夠啟發人的思維，在研究過程中，新的思想與新的觀點會層出不窮。缺點則主要表現在，主觀的東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證據。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有李澤厚、劉再復、劉曉波等。
微觀研究方法，又叫傳統國學(中學、漢學、國粹)研究方法。這是一種比較穩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詞章之學(如訓詁學等)、考據之學(歷史范疇)、義理之學(如古典哲學、宗教等)和經世之學(曾國藩提出)。這種研究方法的優點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當扎實，資料豐富，得出的結論是肯定的。缺點主要體現在，微觀研究的格局過于狹小，啟發性也較小，固步自封。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使用此種方法的，建國前有王國維等;建國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學派主要也是利用這種方法，注重從字詞句章進行微觀研究，從考據入手。
第三種方法是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需要學者有廣博的知識，不僅僅是從單一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而是聯系古今中外來研究學問。在國內，較早地使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王國維和魯迅，雖然他們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處，然而他們為以后的學者運用這種方法研究古典文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真正做到打通古今中外的學者有陳寅恪、錢鐘書、吳宓、季羨林、劉曉峰、葉舒憲等。以陳寅恪先生為例，他對于古典文學的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在此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這種精密考證的方法，成就超過了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回顧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歷程，我們看到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新世紀的方法論研究應該在一個更高的基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上實現突破，只有這樣才能使古典文學方法論研究向科學化、理論化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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