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研究方法
楚辭研究方法
摘要：文學根植于社會現實，方法論也需與時俱進，隨著《楚辭》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其的研究方法也隨之發生了轉變。
本文概述了前人對《楚辭》方法論的研究情況，借鑒了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文藝學方法論闡釋楚辭文化。
關鍵詞：文藝方法論;楚辭研究
一、前人研究方法綜述
1、注解型研究
注解型研究是指將單篇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把考據、訓釋、辭章作為研究單位的研究方法，諸如王逸的《<楚辭>章句》，朱熹的《<楚辭>集注》等。
注解型研究方法是理解《楚辭》的基礎，是了解詞句的必經之路，注解型研究的價值和重要性自古得到公認。
但注解型研究只能顯示大體意思，且往往語焉不詳，不能從整體上深入地理解其精神內涵。
朱熹認為王逸《<楚辭>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陳振孫《書錄解題》引)。
因此，《集注》刪去《<楚辭>章句》原有的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而增補賈誼的《吊屈原賦》和《鵩鳥賦》二篇。
《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25篇，總名之為“離騷”;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16篇，稱為“續離騷”。
區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擬作，以及以情辭深切為標準進行篇目的增刪，這種做法明確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辭》創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時也著意強調《楚辭》在情感和語句方面的特點。
在注釋方法上，朱熹特別強調貫通章句，闡發義理。
王逸和洪興祖的注釋皆以名物訓詁為主，而朱熹的注釋基本上以四句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釋字義再通釋章句，每章還對其表達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賦、比、興字樣。
2、解析型研究
解析型研究是將單篇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重視寫作背景和社會環境，把解析作品中心思想、歷史意義、藝術特點作為主要目標的研究方法。
解析型研究在解讀作品的基礎上解析作品，涵蓋思想解析和藝術解析，且旨在揭示作品的思想內涵以及藝術形式。
但該研究方法忽略了《楚辭》的文化意義，特別是作品思想感情的復雜性和作品的美學價值，顯得庸俗化。
詹安泰的《屈原》與《離騷箋疏》從解析的角度出發，利用解析法獨出機杼，通過對《楚辭》所描寫的時代，人物生活環境，思想內涵藝術特色的詳細解釋，使原本詰曲聱牙的《楚辭》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下里巴人式的文本。
其中，《離騷箋疏》則是過盡千帆，博采眾長提煉其獨特見解的文章，深刻地體現了解析研究的價值，其獨到的見解，深厚的學養，讓人嘆為觀止。
3、復合型研究
復合型研究是指將作品的文學內涵發散到各種意識形態中，并推究社會文化根源的研究方法。
該研究方法以文化社會為背景，聯系歷史現實因素，從多層面、多角度進行立體交叉研究。
與前兩者的研究方法相比可以說是很大的變革，它更具綜合性，從嶄新角度進行合情合理的大膽假設。
梁啟超從心理學方法解析屈原的內心情感路程，也從屈原作品中的神話傳說層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游國恩從音樂、哲學、地理、民俗、宗教等多種角度研究《楚辭》，體現復合型解析的優勢。
姜亮夫從哲學、宗教學、音韻學、文化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探析《楚辭》，綜合理解，條分縷析，進行高屋建瓴地整合概，如《屈原賦校注》、《<楚辭>通故》。
綜上所述，以上三種研究模式即注解型研究、解析型研究和復合型研究形成了縱向的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
《楚辭》研究發展的方向的變革到了復合型研究，時代要求將其進一步深化，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復合型研究的深化與綜合
1、多學科相結合研究
近年來《楚辭》研究趨向新、深、細，諸多學科和方法結合研究已成為重要的方法。
經綜合分析，多學科相結合研究的方法可初略分為十大類。
第一類：文化學角度，劉師培、張正明等人認為《楚辭》文化發源南方，且是南方獨具的，與北方沒有任何關系，而王國維、魯迅則認為文化沒有南北之分;第二類：語言學角度，于省吾、劉永濟、王力等人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方言、語法、押韻、語音等多個方面均有扛鼎之論，如《<楚辭>解故》;第三類：史學角度，李大明、周建忠、游國恩等人通過翔實的資料系統整理分析，《<楚辭>研究論衡》就是代表。
第四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角度，該方法論通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研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進而揭示《楚辭》中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代表人物何其芳、郭沫若等人;第五類：風俗學角度，如周勛初、李炳海等人從風俗角度對《楚辭》深入分析;第六類：心理學角度，如《屈原創作心理初探》。
第七類：哲學角度，主要研究生死，存在價值，萬物本源等問題;第八類：神話學角度，通過豐富的想象進行研究，代表人物林和，代表作品《<楚辭>與神話》;第九類：地理學角度，代表人物何光岳，代表作品《<楚辭>地理考》;第十類：民族學角度，理清民族的發源興起及成分架構，使其獨具特色和民族個性，代表人物張正明。
2、整體感知與細節剖析相結合
客觀地說，文人學者對《楚辭》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其中的錯誤疏漏之處也不可忽視。
整體感知與細節剖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結合了文本的整體與細節部分，更大可能性地規避了類似錯誤。
整體感知和細節剖析各有所長，只是注重整體方面容易流于空疏，大而不當，而只是注重細節容易流于盲人摸象，無所歸依，迷失方向。
二者結合，才能細致探究，達到高屋建瓴的效果。
《<楚辭>》力求在縱向橫向立體交叉發展和與各種文化的復雜聯系中去把握《楚辭》，從而揭開它的神秘面紗。
從空間上看，要聯系當時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因素;從時間上看，還要追溯歷史文化源流，立體式、多角度的分析、概括使得《楚辭》文化的面目被揭開，脫離空洞的、干巴巴的幻想和尋章摘句老雕蟲式的推導，實現多層次的闡釋，細致入微的剖析，從而概括出真理。
3、現實主義結合浪漫主義
《楚辭》極富浪漫主義情懷，其豐富的想象和多樣化的修辭手法，將這種情懷推向極致。
梁啟超認為《九歌》是最具浪漫的文章;郭沫若則稱屈原是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用浪漫主義手法反映現實主義精神;更有人稱其具有現實主義實踐指導意義，認為是與馬克思革命發展階段論相適合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探究浪漫主義要根植現實主義的土壤，胡適之先生就曾經懷疑《楚辭》是后人偽作。
研究史料發現，自漢以來，幾乎《楚辭》每一篇都有人懷疑是偽作，因為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的目的。
漢代宣揚《楚辭》思想，視其為忠心立國之精神導源;宋朝宣揚《楚辭》思想，是為增加民族凝聚力，維護一隅統治;元朝反對《楚辭》思想，則是含沙射影反對元朝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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