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父母家庭生育抉擇經濟分析論文
1979年至今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已有20多年，上世紀70年代末出生的第一批獨生子女目前已進入24-25歲的婚育年齡。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自2001年開始，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正逐漸進入一個婚育高峰。未來十年里，由獨生子女養育獨生子女的新家庭將達到上千萬，并將成為家庭結構主體。由于這些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農村相對較少。可以預見,“獨生父母”家庭的生育抉擇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城市的人口生育率。因此,研究“獨生父母”家庭的生育抉擇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論基礎
本文所討論影響生育行為的經濟因素分析,主要是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加以考察。所謂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經濟行為和相應經濟變量單項數值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資源配置問題。這一定義,在本文中主要包含以下含義：
第一,研究的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如果把生育看作是理性人的一種經濟行為,那么完成這一經濟行為的最基本單位就是家庭。家庭不僅是消費單位，從孩子生產的角度來看又是生產單位。因此此研究的對象具體來說就是研究家庭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種物品的消費，以實現滿足程度最大化;如何把有限的資源用于生產，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第二,解決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從單個家庭的經濟最大化行為入手，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從而給社會帶來最大的經濟福利。
第三，中心的理論是價格理論。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但這樣做時，由于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弓I,結果是增進了社會利益。即價格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化。
第四，研究的方法是個量分析。即關于經濟中單個因素諸如價格、產量等的分析,研究這些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間的關系。
基于以上幾點，把生育行為看作是家庭作為理性人的一種經濟行為通過影響生育行為的經濟因素分析,研究“這只看不見的手”是如何發揮調節作用，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化,從而以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獨生父母”家庭經濟變量變動對生育行為的影響。
二、家庭消費
當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時，我們需要研究的便是家庭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種物品的消費上，以實現效用最大化，也是對決定價格的因素之一需求的進一步解釋。
需求是指家庭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在每一價格水平時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商品量。即需求是家庭根據其購買欲望和支付能力所決定的計劃的購買量u可見，人們對某種商品的需求,包括對孩子的需求,主要由“購買”欲望和支付能力決定。由于消費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滿足程度的最大化,于是欲望便具有了無限的特點，一種欲望滿足之后又會產生其他欲望，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u顯然,這種欲望的無限性并不可能帶來消費的無限，支付能力對消費的限制將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家庭對某種商品的支付能力主要是由商品的價格及家庭收入水平決定。
(一)價格。價格是影響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在收入一定的條件下，價格變動將對消費者需求產生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價格的變化意味著貨幣購買力的變動，如價格降低意味著既定貨幣收入的購買力增加，從而使需求量增加；反之,價格上升使既定的貨幣收入的購買力減小，從而使需求量減少。第二，具有替代關系的商品之間，當一種商品的價格發生升降變動時,會出現替代效應。另外，各種需求量的變動對價格變量變動的反應強度是不同的，有的大些，有的則小些,“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變動性”（馬克思）即需求彈性不同。因此，當孩子作為耐用消費品時,其需求量受價格效應和需求彈性的影響。
1.城市經濟發展使孩子的價格上升。在這里，孩子的價格主要是指生育、撫養、培訓孩子所花費的物資資源的價格和父母的時間資源的價格，意指耗費單位時間所犧牲的收入，單位時間的收入差異，使生育后的時間價格較生育前上升，從而使孩子的價格上升。價格高，需求少；價格低，需求多。在消費者偏好不變的情況下,孩子的價格上升實際等于收入減少（在收入一定的條件下）致使實際購買力下降，從而對孩子的需求減少。總之，由于這種價格效用的作用，成為“獨生父母”生育行為的影響因素之一。排除其他干擾因素,這一因素從總的趨勢來看將使“獨生父母”的生育率下降。
2.經濟的發展使得對孩子數量的替代加強。影響孩子需求的價格性因素，除孩子本身的價格外，還有其他相關商品的價格。萊賓斯坦曾把家庭消費支出分為三類:一是購買維持家庭地位商品的支出，如用于購買家電、汽車、高級住宅等高檔耐用消費品和高級禮物等的支出；二是用于撫養孩子的支出；三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品的支出。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購買三種商品的支出相互制約，此長彼消。其中家庭日常生活的商品支出是絕對的必要，它與撫養孩子的支出的互補關系不是我們這里證明的重點。首先，由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彈性較維持家庭地位的高級消費品小得多；其次，生活必需品價格變動與撫養孩子費用支出互補關系，即變動的方向相同。因此維持家庭地位支出與撫養孩子支出之間的關系是現在要論述的重點。
對于孩子需求與維持家庭地位的需求是否存在替代關系，有其復雜的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僅從經濟學角度看，當收入一定時,孩子會同其他耐用消費品爭奪家庭預算比例或份額,增加孩子就意味著減少其他消費。
因此,為維持其社會地位，當人口沿等級制承認的社會集團階梯向上移動時，人們的趣味發生變化,對孩子的偏好減少，對物品的偏好則增加了。于是相對于維持家庭地位的物品的邊際效用，孩子的邊際效用是依次遞減的，胎次越高,孩子的效用越低，即孩子的需求彈性小于其它物品的需求彈性。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孩子需求相對于其它物品的需求彈性的下降，只是孩子數量需求的下降，而孩子的質量似乎與數量的直接替代商品有關，即孩子數量的需求彈性小于維持家庭社會地位的消費品的需求彈性,包括孩子質量的需求彈性,孩子質量需求的上升是其家庭社會地位上升的需要。總之,這將使其他耐用消費品和孩子質量的需求對孩子數量需求的替代加強。這不僅有利于人口質量的提高，而且，由于孩子質量需求與數量需求間的負相關關系，將使孩子的數量需求下降，生育率降低。
(二）收入。“獨生父母”家庭收入的大幅提高并不能抵消孩子價格上升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作用u原因主要有：
1.孩子作為消費品時，一般說來，家庭收入提高會增加對不同消費品的需求,其中包括孩子。在人均收入剛剛開始提高時，一般如此。但當人均收入達到一般水平之后，經過若干中介環節的作用，人均收入再提高，則會出現生育率的下降趨勢u這主要是因為：收入的增加，使父母的時間價格上升,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格較高，從而使孩子的實際價格上升。因此，前面所提到過的，孩子價格上升對生育調節的作用依然存在。收入變量的變動正是通過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使“獨生父母”家庭的生育率下降。
2處于同一社會地位群體中的人們,在生育行為上是相互影響的，這就是人際互動變量的作用。同一社會地位群體內存在一個代表這一層次人的平均消費水平,稱之為“目標消費水平”或“一般消費水平'因此,在達到城鎮“一般消費水平”之前的家庭里人們購買物品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以及心理上的滿足，即用于物品支出所帶來的邊際收益遞增，人們對于物品的偏好當然大于對孩子的偏好。當然一旦達到該地位群體的平均消費水平，其社會地位己被認可時,對孩子數量的需求有可能高于那些尚未達到目標消費水平的家庭u但是，人們的愿望永無止境，渴望更高的社會地位，為實現更高的消費水平,購買物品（主要是維持社會地位的高級消費品）的邊際效用只會遞增u3平均收入增加，增進了人們對提高社會進步的欲望,這種欲望可以被認為是想充實其他商品，包括文化娛樂等，它與那種以家庭收入撫養孩子的欲望互相對立。從而使家庭收入與孩子數量呈負相關關系，孩子質量同收入則為正相關關系。因此此雖然收入增加使孩子的數量和質量都增加，但數量彈性比質量彈性小從長期來看,“獨生父母”家庭收入的增加將有利于其生育率的下降。
總之,家庭作為一個理性的消費單位，以家庭經濟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通過孩子價格和家庭收入的變動決定其生育孩子的數量。這一過程對于“獨生父母”家庭來說,其結果從長期來看,在無其它影響因素的條件下將使人口的生育率下降。
三、家庭生產
當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時，我們需要研究的便是家庭如何把有限資源用于各種物品生產而實現利潤最大化。也是對決定價格另一個因素一-供給的進一步解釋。如果家庭對于孩子生產是一種理性行為,那么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就必須考慮孩子生產成本與效用之間的經濟關系。
(一)成本孩子的成本在這里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即從懷孕第一個孩子起到孩子自立時止,這期間內父母花費的種種撫養費用、教育費用、醫療費用及其他支出。間接成本即父母為撫育一個新增孩子,所損失的受教育和帶來收入的機會，因此又稱為機會成本。具體包括:母親妊娠和哺育期間的工資收入；父母因照顧孩子失去受教育、流動和工作的機會,從而失去獲取更高收入的機會;還有由于照料撫育新增孩子，父母親及其他家庭成員消費水平下降、時間損失等等。4由以上孩子的成本我們可以看出，從消費的角度來說,孩子的總成本即孩子的價格,“獨生父母”家庭收入變化所帶來的孩子成本的變化即孩子價格的變化。
(二）效用u由于生產利潤是生產成本與生產效用的一種比較利潤。因此匕,僅就成本變動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分析是不全面的。從生產的角度來說，孩子的成本上升是否帶來生育率的下降，還要取決于孩子的效用。這主要是因為，當每多生一個孩子所增加的效用(邊際效用）大于這一孩子所增加成本(邊際成本）時，生產是有利的，從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角度,這種有利自然不能帶來生育率的下降，因此，只有邊際效用相對于邊際成本下降,才有可能帶來生育率的下降。
按照萊賓斯坦的劃分,孩子的主要經濟效用是：勞動經濟效應，即孩子作為“生產力量”給家庭帶來經濟收入；另外還有老年保障效用，是指孩子作為“保障潛在源”為父母晚年生活提供保障。孩子的效用與其成本一樣，并非為恒定值u這兩種主要經濟效用隨城市經濟的發展，也將隨之改變。
四、結論
顯而易見的是，城市中把孩子作為收入來源的要求很小《同時，由更高的人均收入所內含的教育水平和人口一般質量就意味著要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孩子們的訓練、教育和發展上。因此，可用于使孩子成為一種生產力量的時間就減少。所以，收入越高，從作為一個生產力量的預期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效用越少。當然，孩子作為父母老年保障的效用較小，因為城市較發達的社會保障、收入的增力口，使父母維持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力量、提供自身晚年經濟生活保障的能力提高，從而對孩子的依賴日益減弱，反映在邊際孩子身上，其效用是遞減的。因此，孩子成本的上升、效用的下降，最終將使孩子的需求下降，這是城市人口經濟發展的必然。綜上所述，不管家庭是作為理性的消費單位，還是生產單位，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由于城市人口孩子的價格、成本、效用及家庭收入變量變動的影響，并假定這些影響在盡量少的干擾下被家庭迅速反應以實現其行為的最優化，終將使“獨生父母”家庭的生育率下降。
李耀龍，王春蕊
(河北大學人口研究所河北保定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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