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共性原則
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共性原則
摘要 區域經濟的單位是經濟區、城市群、城市圈和大城市區，通過區域內外的互補和聯系可以加強區域經濟實力。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發現，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具有許多共性，其中差異化定位、互補性定位、發揮要素稟賦優勢、構建比較優勢、充分發揮主導產業作用是制定區域規劃的基本原則。
關鍵詞 城市經濟 區域經濟 共性原則
經濟區是區域經濟之間聯系的初級階段，其建立的基礎是毗鄰地區之間要素的互補和流動，從而擴大規模經濟，提高專業化水平，拓展區域市場。
城市群和城市圈是經濟區發展的中級階段，區域內大城市發達，小城市實力壯大，城市體系結構合理，城市之間通過快速交通網緊密聯系，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頻繁。
大城市區是城市群和城市圈發展的高級階段，大城市區的發展突破了行政區劃的限制，是區域經濟發生質變的結果。
我們說，從經濟區到城市群到大城市區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過程。
然而，并非所有的經濟區到最后都會發展成大城市區，當政府管理職能較強，市場一體化程度不高時，經濟發展必然會尋求行政區劃上的突破，加劇這種演變的趨勢;而當政府服務職能較強，市場一體化水平很高時，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內在張力影響很弱，會減緩這種趨勢。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3個一級都市圈，遼中南城市群(大連、營口、沈陽、遼陽、鞍山、本溪、撫順等城市)、中原城市群(以鄭州為中心，包括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在內共9個省轄區)、武漢城市圈(以武漢市為中心，以100公里為半徑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漢及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8個周邊城市)、長株潭城市圈(長沙、株州、湘潭)和成渝城市圈(成都、重慶)5個二級城市圈，以及山西太大城市帶(太原、大同)、合肥蕪湖都市帶、昌九景都市帶(南昌、九江、景德鎮)3個三級城市群。
由于我國正處在新型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階段，根據美國經濟地理學家諾瑟姆的“S”型城市化發展道路，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加速發展階段，據預測，至2020年將達到60%左右的水平。
同時，城市規模經濟效益、外部性和集約性的內在特征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將導致城市規模繼續擴大和更多設市城市的誕生。
城市群和城市圈逐漸形成，區域城市化和城市區域化成為21世紀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
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應用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實行依靠區域城市群的發展帶動區域發展、以區域中心城市率先崛起、以城市的聚集和輻射作用來帶動區域城市群發展的模式(又稱點域發展戰略模式或增長極戰略模式)是一條可行的選擇;也因此，在區域之間既存在競爭又必須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確立區域發展的戰略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下，城市是區域競爭的利益主體，城市群是區域競爭的基礎，而區域是城市競爭的舞臺。
區域和城市發展既要處理好區域內城市和地區的關系，又要處理好與周邊城市和區域的關系，甚至是與跨國區域的關系。
只有理順了這些關系，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發展戰略。
1.城市和區域發展要遵循差異化定位原則
自從人類進入了工業社會，隨著產品種類的極大發展，區域差異化變得越來越明顯，根據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特性”、邁達爾的“累計因果理論”和阿瑟的“積極回饋理論”，所有的區域最終必然將會分異成服從赫希曼的“工業中心和農業外圍模型”。
馬歇爾對區域分異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指出有3個原因促使產業的地方化集中導致區域分異：第一，最先幾個企業的集中擴大了熟練勞動力市場，失業和勞動力短缺的機會降低;第二，地方產業可以提供非區域外貿易的專業化產品;第三，信息的交流和溢出提供了較好的生產條件。
當然，我們說赫希曼的“中心――外圍模型”過于簡單，已經不能適應區域分異的現實需要;但是，這個模型的理論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實際意義。
在地區差異化的分析中，它既可以簡化到產業之間的分異，如工業化區域、農業化區域、文化生產區域和商業化區域等等;也可以深入到產業內部進行分異，如高新技術產業地區的分異，可以有電子產業集聚區、軟件產業集聚區和光電子產業集聚區等等。
另外，我們還要注意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是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研究區域分異的，因此，區域分異的最初動力可能來自于資源分布、工業化水平和技術發展的路徑以及一些歷史的偶然因素。
而對于從計劃經濟過渡而來的像中國這樣的不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政府的對外貿易、投資、財稅、金融等諸多的區域政策會對區域分異產生嚴重影響，區域的專業化領域和專業化水平將不會完全依賴于市場的作用。
例如，我國過去的“山、散、洞政策”和“特區開放政策”都極大地改變了一個區域經濟的空間布局。
因此，我國在進行區域經濟定位時，既要考慮市場力量，也要考慮政策因素;既要考慮區域實力，又要考慮周邊區域的影響。
按照當前的區域條件和未來區域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趨勢，進行合理的城市空間布局、交通布局，以及產業的空間布局。
2.城市和區域發展要遵循互補性定位原則
互補才會提高專業化水平，互補才會產生貿易，貿易一方面產生了貿易收益，最重要的是它反過來提高了專業化水平，獲得了外部經濟效益和規模經濟效益。
對于互補或者貿易的產生，經歷了長期的研究論證階段。
從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其共同的特點是認為勞動成本的高低是貿易產生的主要原因的“勞動價值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提出了要素稟賦論，用要素成本來解釋地區間貿易的產生。
然而，這些理論仍無法解釋發達地區之間的貿易和產業內貿易，也就無法解釋地區產業結構趨同而地區之間仍然有強勁的貿易需求，因而對區域的產業定位也產生了模糊的認識。
上世紀40年代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起來的各種貿易理論，主要有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技術貿易理論、收入偏好相似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等等。
這些理論盡管從不同的側面說明了戰后的貿易新現象，推動了貿易理論的發展;但是都沒有深入到本質，不能概括出貿易中出現的大部分新現象。
克魯格曼在《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書中提出了新的觀點。
他認為傳統的貿易理論的前提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但是對于要素稟賦類似的地區貿易就無法解釋，因此，規模經濟是引起專業化和區際貿易的重要原因。
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對于用相似要素比例生產的屬于同一“產業”的“相異產品”，即使各國間的嗜好、技術和要素稟賦都相同，也會產生國家間相異產品之間的“產業內”貿易。
國家間的差異越大，產業間的貿易量就越大;而國家間越相
似，產業內的貿易量就越大。
貿易理論對城市和區域發展的產業定位意義極大。
區域既可以發展自身具有要素優勢的產業，也可以通過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以及通過產業內差異性產品戰略來提高地區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從而使區域互補性既可以建立在區域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又可以建立在技術進步導致的規模經濟和差異化產品上，從而在差異化產品的生產上將優勢做強。
同時，互補性既可以發生在區域內，也可以發生在區域外。
因此，我國在城市(區域內)之間和區域(區域外)之間的經濟戰略定位中，要切忌大而全，特色不特，特色不強。
3.城市和區域發展必須發揮要素稟賦優勢的原則
不論是勞動價值論還是要素成本論，其本質都是各國的要素稟賦不同，而不同產品的生產所要求的要素比例又不一樣，因此，一個地區會集中生產和輸出那些密集地使用該地區最豐裕生產要素的商品。
從形式上看，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簡潔明了、邏輯性強而為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接受，并成為現代貿易理論的最重要基石。
1949年，薩繆爾遜在他的《再論國際要素價格均等》一文中對要素價格均等化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各國的要素價格通過貿易確實會均等化，從而補充了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因此，這一理論又被稱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遜模型。
然而，這一模型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對區域間貿易的解釋是合理的，但對于要素稟賦相似的區域之間的貿易，用區域之間的差異作為解釋區際貿易的唯一理由就站不住腳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我國地區定位的產業的選擇，首先還是要以地區的資源稟賦作為基礎，但是，又不能拘泥于資源稟賦。
4.城市和區域發展要遵循構建比較優勢的原則
隨著技術和信息的發展，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這些傳統的要素在生產中的重要性越來越低，如高科技產業耗費的資源和能源的比例越來越少，運輸成本在產品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低;相反，技術和人才開始成為地區比較優勢的對象，技術成本和工資成本在產品成本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技術就是比較優勢，而在哪里組織生產則顯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地區的比較優勢不是凝固不變，是可以而且會很快發生優勢逆轉的。
至于哪個地區擁有比較優勢，則與區域的創新環境有相當大的關系。
因為，在現代社會，技術是日新月異的，如果不進行持續創新，曾經擁有的先進技術將必然會淘汰，淪落為后進。
所以，引進技術，構建比較優勢只能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應該是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加以不斷的創新。
這樣，任何具有創新意識、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和創新環境的地區將會永遠是知識創新的發源地，擁有現代產業的比較優勢。
米歇爾・鮑瑞斯認為，通過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可以培育比較優勢的。
日本半導體產業迅速崛起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競爭強手，就并非自由貿易的產物，而是有計劃的貿易政策共同推動的結果。
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培育本國產業，保護它免受外國競爭，特別是來自美國廠商的競爭，直到它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一定的質量水平，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具備了競爭力。
也就是說，當競爭是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下進行，涉及的又是科研密集型的高技術產品時，政府政策(即使是臨時性的政策)對地區廠商在區域競爭中的地位有著深遠的影響。
而且，如果在政府扶持的幾個部門中有一個部門對其他部門有外溢效應，它對與該部門相關的所有部門所處的競爭地位，乃至整個經濟的影響將是廣泛而深遠的。
概言之，這個原則的實際意義就在于地區發展必須時刻跟上世界的先進潮流，可以借助政府政策快速地構建新興產業，將落后的產業淘汰出去，促進產業一步步升級，使產業結構一直處于優化的狀態。
5.城市和區域發展要遵循充分發揮主導產業作用的原則
主導產業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某一產業的發展快于其他產業的增長勢頭，并正在或已經在產業結構中占據優勢比重、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帶動作用的產業。
它能夠通過其前向關聯、回顧及旁側關聯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發揮明顯的“主導”作用，即能將其內在活躍的增長勢頭、優勢的技術創新及制度創新的效果廣泛而深刻地滲透、擴散到整體經濟體系中去。
主導產業理論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及他運用創新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分析。
不過，真正對主導部門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
他根據技術標準把經濟成長階段劃分為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成熟、高額群眾消費、追求生活質量6個階段，而每個階段的演進是以主導產業部門的更替為特征的。
他認為，經濟成長的各個階段都存在相應地起主導作用的產業部門，這個部門又在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有所變動。
在一個新部門可以視為主導部門的時間里，是兩個相關因素的復合物。
第一，這個部門在這段時間里不僅增長勢頭很大，而且還要達到顯著的規模;第二，這段時間也是該部門的回顧和旁側效應滲透到整個經濟的時候。
根據羅斯托的分析，主導產業一般具備3個基本特征：其一，依靠科技進步獲得新的生產函數;其二，形成持續高速增長的增長率;其三，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效應(擴散效應)，對其他產業的增長和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這一特征是最關鍵的，也是主導產業的最重要指標。
從理論上看，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一般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回顧效應(或稱后向效應)，意指主導產業對那些向自己提供生產資料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如，紡織工業對棉花種植業所產生的影響、食品加工業對糧食種植業的影響等);二是旁側效應，意指主導產業成長時對周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如，旅游業對零售、餐飲、旅館等行業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三是前向效應(或稱前瞻效應)，意指主導部門對新興產業部門、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的誘導作用(如，金融業的發展要求電子化及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再是單個的產業部門，而是幾個產業部門，羅斯托將其稱之為主導部門綜合體。
在他看來，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是少數幾個主導產業迅速擴張并產生巨大關聯效應的結果，但不同時期的主導產業則存在明顯區別。
以上筆者分析了我國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所必須遵循的5個共性原則，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的城市或區域經濟發展定位、戰略規劃、產業布局時，應該在兼顧以上共性原則的基礎上，根據本城市或本經濟區域自身的特點，針對性地強調突出上述一種或幾種原則與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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