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中庸精神與其對我國古典文學影響

時間：2025-12-11 06:20:43 現當代文學畢業論文

孔子的中庸精神與其對我國古典文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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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精神與其對我國古典文學影響

　　摘要：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萌芽于堯舜禹時期，確立于先秦。

　　孔子是第一個提出中庸概念的人，中庸思想正式確立以后，在中國幾千年的儒學發展史上始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子思、孟子和荀子都對中庸思想進行了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子思，更是把中庸提到了“大本”和“天命”的高度。

　　儒家這種以“中和”的思想，對歷代文人的創作與理論都產生了深遠地影響。

　　研究孔子的中庸精神，對了解中國文化、推動儒學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中庸;孔子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庸即是善與惡中間的人之本性。

　　在人性的方面，就是人之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臨界點”，這個“度”，就是難以琢磨的“中庸之道”。

　　“中庸”，這一思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

　　早在氏族社會，傳說帝嚳便“溉執中而遍天下”。

　　堯舜時代，又有著“允執其中”的說法。

　　成書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一書，更是鮮明地體現了“尚中”的傾向，如在《易經》六十四卦中，被《易傳》及后來的易學稱為“中爻”的二、五兩爻吉辭最多，差不多占到了總數的一半。

　　足見其對“中”的重視。

　　春秋末期的孔子，十分重視對三代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在他的思想中，不僅包含了豐富的“尚中”觀念，并且他以此為出發點，建構了自己的“中庸”思想體系。

　　儒家這種以“中和”的思想，對歷代文人的創作與理論都產生了深遠地影響。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中庸思想的表現，學者蔡尚思有這樣的歸納：孔子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標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論語·述而》)，認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泰伯》)，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論語·公冶長》)，是他對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論語·憲問》)，是他做事的中庸;“見危授命”與“危邦不入”(《論語·先進》)，是他處理生死的中庸。

　　“師也過，商也不及”(《論語·先進》)，是他評價人物的中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是他審美的中庸;“敬鬼神而遠之”(《論語·為政》)，是他對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和而不同”(《論語·子路》)，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親親”而又欲“尚賢”，是他選用人才的中庸;“禮之用，和為責”(《論語·學而》)，是他治國之道的中庸。

　　對于孔子而言，中庸是一種品德，這一點在《論語》有明確的表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中庸不僅是人的一種品德，而且是至德，包括“仁”在內，其它任何品德都無法超過它。

　　在孔子的理想中，上至君主治國，下至百姓修身，都要擁有中庸這一品德，它適合普天之下所有的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是對中庸這一品德內容的高度概括，是孔子的正名思想，其意是君主、臣民、父親和兒子都應該端正自己的社會角色，做自己這個角色應該做的事情，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只有人人都這樣做，國家才能穩定富強、百姓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不然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然而，中庸這一種“費而隱”、“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的至德，普通人該怎么達到呢?在《論語》中，孔子也給出了答案。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君子貞而不諒”(同上)、“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泰而不驕”(同上)、“君子尊賢而容眾”(《論語·子張》)、“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些語句從各個方面詮釋了“中庸君子”應有的品行修養，體現了孔子“中和”的儒家思想。

　　這種對立因素的統一、每一因素發展適度的標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歷代文人士大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孔子的中庸精神對后世文人的影響。

　　中庸思想凝同而成的思維邏輯，是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運思邏輯，這既是中國傳統政治的軌跡，也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發展軌跡，其中蘊含的豐富智慧不僅形成了中華民族思想、品格的氣質性特征，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美學詩性智慧的源泉之一，聯系中國文論發生的具體語境和發展演進的史實，可以看出中庸思想對中國文學藝術觀念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極為深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在處理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時，中國古代作家大多持折中調和的態度。

　　自稱“奉儒守官”的杜甫可謂是一個典型，他的詩歌創作鮮明地體現出中庸思想的影響，而詠物詩作為其詩歌創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很好地驗證了這一點。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是杜甫詩歌的主要情感特點。

　　他在詠物詩中多寫一些病殘、廢棄、弱小的事物，通過詠嘆拆除的瓜架、凋零的菜畦、病態的柏樹等物象寄托對社會底層人物的哀嘆。

　　杜甫并沒有狂躁激揚的文字，而是采用借物達意、托物寄情等表現技巧，將心中的哀嘆、悲憫抒發得中正平和，這也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哀而不傷”詩教的體現。

　　其次，在處理個體情感欲求與社會理性規范的矛盾時，中國古代作家大多持“以禮節情”的態度。

　　這一理由主要體現在中國古典的小說戲曲大多以“和”的結局為主，極少有純粹的悲劇性主題，也較少有狂熱的情緒表達。

　　例如唐詩中比較常見的“不遇”主題，在牢騷抱怨的同時，也表現了詩人對自己“不才”的反思(“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和對機遇的渴望與等待(“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這種“以禮節情”的態度，使得文人在悲憤不平之時心緒能夠紓解，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也為之后“曠達”的行文風格的產生埋下了種子。

　　孔子所創立的“中庸”學說，是他所認為的道德標準，也是他討論文學藝術的評價標準，形成了他對待和處理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則。

　　和為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孔子的審美標準，他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原則里意識到了藝術所表現的情感應該是一種有節制的、社會性的情感，而不應該是無節制的、動物性的情感。

　　這個基本的思想使得中國藝術對情感的表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保持著一種理性的制約，極少墮入粗狂的發泄或狂熱的情緒波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