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神話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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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神話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中國古代神話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1】

中國古代神話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摘要：神話是遠古時代人們借助想像以反映自然和社會生活為內容的故事。

　　中國古代神話伴隨漫長的歷史進程不斷創造發展，內容豐富多彩，對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古代神話：文學創作;影響

　　神話是古代人們以故事的形式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社會現象的認識和愿望。

　　對此，茅盾先生定義為：“神話是一種流行于上古時代的民間故事，所敘述的是超乎人類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雖然荒唐無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傳頌，卻確信以為是真的。”

　　中國古代神話是在漫長的遠古時代中形成的，并伴隨著社會的進程不斷創造和發展。

　　當時生產力不發達，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強，于是便借助想象表達出支配自然的愿望。

　　神話中出現的人和事大都能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形。

　　如鯀禹治水、炎帝擊石生火、神農氏嘗百草、黃帝蚩尤大戰。

　　這與當時中國的現狀緊密相聯。

　　當時中國政治經濟中心處在黃河流域，土地肥沃。

　　農耕文化較為發達，帶有原始的質樸與強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國神話應運而生。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古代神話的源頭是現實生活，具有有很強的現實性。

　　神話雖立足于現實，但并不是說神話中所描述的內容都符合現實實際，人們在理解認識自然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融人了對自然的想象，這就使得神話充滿了很強的浪漫特色。

　　由于神話蘊涵古代人們對自然與社會的理解，本身就包涵有一定的哲學道理，隨著社會的發展，神話逐步與當時的哲學思想和宗教道義相結合，神話自然也就具有了記載事務、諷喻社會、宣揚道義的功能。

　　中國神話的這些內在與外在的特性，對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古代神話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中國古代神話是遠古人類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會生活為內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類特有的意識形態，它通過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個時代人類的生活和理想。

　　像《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等，體現了原始人探索的意圖，反映了人們對大自然成因的理解。

　　像《后羿射日》、《精衛填海》、《鯀禹治水》、《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表達了遠古人類與自然作斗爭的決心與勇氣。

　　像《黃帝擒蚩尤》、《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觸不周山》、《黃炎之爭》等，反映了遠古先民對統治秩序的挑戰。

　　中國古代神話是中國文學史的開端，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頁。

　　這些神話除了被后人直接載錄外，還為后代各類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像《詩經，大雅，生民》中后稷的種種神跡、《楚辭》中諸神的出現、戰國時期莊子筆下《逍遙游》中的鯤鵬的變化、三國時期曹植作品中洛水女神宓妃形象的塑造，均是對神話意象的妙用。

　　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利用神話素材進行再創作的例子也是舉不勝舉。

　　唐代李威小說《柳毅傳》、明代吳承恩的《西游記》、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等，其中就有大量令人賞析的神話情節。

　　遠古神話故事中的素材，經后代作家們發掘、改造，給人的感覺總是常出常新。

　　二、中國古代神話在表現方式、創作手法等方面為文學創作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中國神話在構造上和基本意識上的特性，成為決定中國抒情文學構造和風格的最根本要素。

　　神話的原始的質樸性、地域性、時代性，為中國文學敘事抒情的傳統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它奇特幻想、生動的情節以及夸張手法的成功運用，都對后世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如莊子創作的《逍遙游》、《德允符》、《大宗師》等散文，都出現了很多幻想，筆下的蟬、斑鳩、小雀、樹、蛇、魚，都會說話。

　　這些豐富了古代神話的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屈原《離騷》純潔高大抒情主人公的出現，大膽地將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自然形象地糅合，發展了古代神話的浪漫主義，使之成為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

　　唐代李白的詩歌，借鑒神話中的浪漫手法，將夸張、比喻、象征等方式，使作品在內容與形式上達到高度統一，成為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他借用大膽的夸張，“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借有形之體，抒無形之情，讓奇情壯采得以淋漓盡致地表達。

　　宋代的蘇軾以神話中的浪漫主義為基調，借用想象與夸張，將豪邁的情感、坦率的胸懷表現得歡暢通透，成為宋詞豪放派的創始人。

　　魏晉的志怪、唐宋的傳奇、宋元以后的小說戲曲。

　　不僅繼承了神話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話的素材和藝術經驗，后代的文學創作不斷走向輝煌。

　　三、中國古代神話宏揚民族正氣的精神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

　　在中國上古神話中，許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

　　這些始祖神在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發展與壯大、在民族的重大變故中，起到了積極的推進的作用。

　　他們成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決條件也決定了他們作為大神的責任與義務。

　　如開辟大神盤古在完成了天地開辟任務之后，就將自己的雙眼化成了日月，將四肢與頭顱化成了五岳，將血脈化成了長江與黃河，將毛發化成了山林與草木，將肌肉化成了泥土，將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體上的寄生物則變成了人類。

　　女媧，她在完成了補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將自己的身體化成了萬物。

　　所以《山海經》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媧之腸所化。

　　今天我們雖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媧化物的細節，但這則神話多多少少為我們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

　　后來的始祖神繼承了創世神的這一傳統，并將它發揚光大，為中華民族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業績。

　　燧人氏發明火歷經千辛萬苦種種磨難;炎帝為發明農業種植和草藥而嘗盡百草，幾經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書則言大禹為治水十年奔走，三過家門而不入，以至于“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僅如此，在遠古神話英雄的故事傳說中，也同樣反映出了一種令人崇尚的奉獻與犧牲精神。

　　如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被大水淹死之后變成鳥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蒼海的精衛等、均在人民的心目當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生生世世為人們所敬重。

　　而那些不利于社會前進、有礙于人類幸福的神性人物則要遭到了人民的唾棄與批判：那些殘害人類的神蛇、怪獸一般的反面形象，最終均被英雄誅滅。

　　如在洪水滔天時竊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

　　不待帝命。

　　被殺于羽郊的鯀。

　　神話中所表現的那種不畏艱險、不畏俱、追求光明、鍥而不舍的偉大英雄主義精神，為民請原的信念、厚生愛民意識、博大堅韌的品質正是我們民族勤勞勇敢、執著堅毅的民族性格的藝術概括，它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藝術表現方法，也為后代的文學所汲取，成為我國古代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

　　這從這個層面上講。

　　中國文學從開始就有一個光輝的起點。

　　正是這種尚德精神。

　　使中國文化中處處體現出了對“德”的要求。

　　在我們傳統的“修齊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將“修身”擺在第一位也說明了這一點。

　　只有“從頭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齊家，再后才能治國、平天下。

　　這種理念，恰恰也演變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民族性格。

　　古老的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到今天，正是靠的這種精神的拓展與延續。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中國文學起源的古代神話，一方面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同時在創作思維方式、表現手法、欣賞效果方面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鑒。

　　在古代神話的影響下，中國文學不斷得以發展、壯大、升華，不斷譜寫出具有獨特民族魅力的燦爛新篇章。

　　參考文獻：

　　[1]徐訐，小說的精神境界廈其浪漫主義特征，西安：西安教育出版社，2003。

　　[2]羅綱，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

　　[3]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茅盾，神話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中國古代文人悼祭文學中的生命意識【2】

　　【摘要】傷懷悼祭，從古至今都是每個個體情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生命主體在面對無可回避的終極面前的痛苦焦慮。

　　在千古文人哀婉動人的文字中，不僅傳達了他們穿越千年歷史也未曾凋零的感人深情，更是抒發了他們對人生、對生命、對死亡的深層體驗。

　　本文將以宏觀的視角，探求其中所蘊含的普遍性特征，以求對悼祭文學中的生命意識能有一個相對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古代文人;悼祭文學;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顧名思義，指的是人類對于自身生命主體的生存狀態、存在價值和最終歸宿的自覺的體認、反思。

　　在對生命意識的深入思索中，對于死亡現象的觀望與反思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儒道兩家無疑都對死亡采取逃避的心態：儒家主要將目光集中于現實人生的功利追求之上，并不直言死生之事，試圖在對生的價值的追求中緩解對死的恐懼;而莊子講求的“生死齊一”的齊物論思想，似乎達到了一種超脫的精神境界，但道家也講“全生”，并批判了那些“危身棄生以殉物”[1]P800的行為，主張“乘道德而浮游”[1]P534。

　　受此影響，雖然在各種文學題材中都曾抒發對于生命、人生的或顯曠達或覺消極的感嘆，卻很少能因此與死亡走的太過親密，所作的思索也大多限于對生命的普遍而宏觀性的把之握上。

　　可以說，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中沒有任何一個主題可以像悼祭主題這樣距離死亡如此之近，體悟如此之深切。

　　古代文人對于生命意識的闡釋與體認體認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極具個性色彩，是對于自身生命的獨特的審美關照，但人類生命原本就有共通性，所以關于生命的體驗最終也具有共通之處。

　　一、生年有終的人生感傷

　　生而有涯，是人類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生命的有限性;一是死亡的必然性。

　　生命的有限性在文學中主要體現在對生命短暫、生年有限的感發上，傷悼生命的離去，體味生命短促的悲涼是主要的情緒。

　　生命的有限性，接續的便是死亡的必然性。

　　正因著生命有終，才必然有死;也正因為生命終結的不可避免，才會令人分外悲傷于人生的有限，二者相依而生，不可斷裂。

　　生命短暫的感嘆背后呈現的生命現象本質實則是人的個體時間意識的流露。

　　在宇宙洪荒、自然循環、四季更迭的大時間背景下，人的個體時間有限而微小得簡直不值一提。

　　生命雖然渺小如此，卻仍舊是個體生命主體擁有的全部。

　　也正是意識到個體時間的短促，才會有看到他人時間耗盡時的綿綿傷感，悲從中來。

　　文人們知道，終有一日，自己也會面臨同樣的結局。

　　對于人生苦短這個再平常不過的道理的感嘆與領悟，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卻數量可觀：“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2]P32“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3]P155等等，這樣的詩文觸目可見。

　　與其他以傷感為基調的憂生作品不同，悼祭文學的生命感傷是基奠于死亡的沉重土壤之上的，并非單純的傷逝憂時，對生命有限的普遍感傷。

　　人生本就短暫，時光總是易逝，而經此一別，再無相逢，不禁令人哀斷愁腸，更不用說摻雜了文人們清楚預見自身結局后的沉痛之感了。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病幾多時……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5]P74這是元稹悼念亡妻韋氏的詩句。

　　首句以愛妻亡故后自己的孤獨處境襯托出詩人內心的雙重悲哀，既悲妻亡之故去，又悲自身之處境。

　　詩人由妻子的死亡引發出了對人生短暫、自身命運的思考：人生旅途長不過百年，想來自己活在這世上的時間想來也所剩不多了，終究逃不過死亡的命運。

　　而后人生的無常又讓其對死后能否與愛妻合葬不敢有所奢望，更不用說來生再聚的愿望了，令人感傷無限。

　　二、面對死亡的恐慌焦慮

　　任何的個體生命，都始終存在著一種企圖將自己的生命長久的延續下去的渴望和沖動，但生而必死的殘酷現實卻又將其無情的粉碎。

　　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使得個體生命必然要對自己的終極表現出深深的憂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6]P91 這是孔子的焦慮，又何尚不是人類共有的焦慮!望著滔滔奔流，不禁令人聯想到生命也如同這水流一樣，匆匆而去一刻未曾停歇，每逢思此不免心憂。

　　悼祭文學正是從作品的字里行間將文人面死而生的恐慌焦慮展現出來。

　　在心理學意義上，焦慮是一種源自內心的不安或恐慌，是對即將面臨的具有危險性，抑或不利處境的事物的本能的反應，多表現為不愉快、緊張甚至痛苦。

　　光是想想人生終黃土的客觀事實，便已足夠令人心生憂慮了，更不用說真正面臨親朋的死亡時所帶來的不安了。

　　悼祭文學對于這種死亡焦慮的展現，正是通過其對于生命的悲劇性認識而表現出來的。

　　“變生倉促，哀哉上天，死生常理，我故曉然。”[7]P159(王十朋《祭令人文》)從詩句中我們從中不難看出詩人內心潛藏的對于生死無常的不安情緒。

　　妻子的死亡對于詩人而言是件太過倉促的事件，詩人對于生死的自然法則固然是再明白不過的，卻還是不免深感哀傷。

　　這哀傷不僅有對亡妻之死的難以接受，還有對生命短暫、無常的不能平靜。

　　“我生縱有涯，焉能學蒙莊。”[7]P425(畢沅《四十生朝自述》)一句中更是清楚地表明了其雖知生死皆有時，卻無法做到像莊子那樣以曠達的心態面對內心的死亡焦慮。

　　人的必死性和情感上的難以接受所形成的反差，更添一份生命的悲傷與無奈。

　　值得說明的是，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至深的儒道兩家，對死亡采取的都是相對回避的態度，并沒有正視面死而生的焦慮恐慌，因此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消解。

　　雖然儒家企圖以追求“三不朽”來緩解死亡帶來的壓迫感，但有時過于執著于現實的生活，沉溺其中不對死亡有所思考，反倒會在面臨生命的終極之時產生更多的恐慌。

　　但傷悼文學卻使人通過對生命易逝、人生短促的哀傷之情的抒發中得以緩解。

　　文人們雖然對死亡深懷焦慮，雖然充滿了對生命悲劇性的認識，但也不會消極的否定人生，更不會將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

　　三、痛并熱愛

　　死亡是生命這條單行道的終點，它的高墻堅固無形，橫亙于未來的途中，沒有人清楚，也無從選擇何時就會與之相撞。

　　當生的熱切欲望遭遇無法穿越的冰冷的死亡之墻的阻擋之時，便會油然而生一種生命的疼痛感。

　　因著撞擊的疼痛而來的還有一種對命運的無奈。

　　這痛不僅僅是因為死亡在生理上的不可超越性，(下轉第122頁) (上接第120頁) 更緣由伴隨生命而來的艱難困阻，以及一切對個體生命的否定因素――生命的不自由。

　　死與生都是不自由的。

　　生而為人，注定無法擺脫的東西、后天加予生命的重負實在太多，親人、朋友的死亡便是所有負荷中分量不小的一筆。

　　這痛包括了“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8]P14(潘岳《思子詩》)對死者生命不可挽回的嘆息，“從來有修短，豈敢問蒼天。”[5]P102(梅堯臣《悼亡》其三)對死亡本身無從避免的傷感，“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9]P74(梅堯臣《懷悲》)對生命短暫、無常的感慨，“吝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10]P263(江淹《傷友人賦》)對憾恨不可彌補的惋惜等等。

　　與此同時，更應看到，文人們并非一味的沉溺于悲痛之中，這些對死亡的哀愁，恰恰反映出的是對生命的深深眷戀。

　　沒有對生命的無限熱愛，便不會生出如此沉重的憂傷疼痛。

　　哀愁越是深沉，眷戀越是熱切;越是因哀愁而疼痛，越是因眷戀而熱愛。

　　“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

　　[11]P89他們是在生命的疼痛中摯愛著生活的美好。

　　四、悼祭文學生命意識的現實意義

　　死亡的存在，一方面是生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卻恰恰成為了生的彰顯。

　　沒有了死，也便無所謂生。

　　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使人領悟生存的意義。

　　但生命只有一次，我們能做的只有在距離死亡最近的地方對其加以間接的體驗。

　　文人悼祭作品正是通過對親近之人的死亡所帶來的情感體驗來反觀生命和人生的。

　　他們對生命存在、人生價值、生命情感的領悟對于現實中的人們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