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李紳詩歌藝術特征
縱觀李紳130余首詩，體制上不拘一格，善于寫事傳情，也能創造闊大意境。正如胡震亨所評價的那樣：“攬筆寫興，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為撫然。”(《唐音癸簽》卷7)那些精彩的短章碎句，意味深長，展露出詩人的胸懷意趣。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李紳詩歌藝術特征的內容，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李紳詩歌藝術特征
李紳(772—846)，是中唐元和時期元白詩派的重要詩人之一。
他少有大志，早有詩名，曾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署，號稱“三俊”。
但他仕途坎坷，到晚年才漸趨平穩，并步步高升文宗開成三年(838)，他作《追昔游集》，追憶了往昔仕途經歷及所見所聞，抒發了自己老之已至、物是人非的感慨。
他的詩，早年和晚年的都無從查考，只存《追昔游集》三卷，雜詩一卷。
《全唐詩》卷480---483收其詩4卷，一百零一首;后從其它典籍中又尋出3O首，共131首。
今人王旋伯《李紳詩注》均加以收錄。
李紳的詩歌，過去除《憫農》常被鑒賞外，其它的作品則幾乎無人評論;對其總的藝術特色，典籍所載亦只片言只語，籠統言之，缺乏全面細致的評價。
或日：“飾志矜能，夸榮殉勢，……然紀游蹤，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賦柔靡風氣”(明·毛晉《五唐人集·追昔游集》跋);或日：“音節咩緩，似不能與同時人角爭強弱。然舂容恬雅，無雕琢細碎之習;其格究在晚唐諸人刻劃纖巧之上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追昔游》)。
總的看來，李紳的詩似有硬朗、“舂容恬雅”的特點，而無“雕琢細碎之習”，但又有“音節咩緩”之弊。
至于“似不能與同時人角爭強弱”的評價，既嫌籠統，又覺不夠公允。
李紳的有些詩還是可與元、白詩相比較的，如《悲善才》之與《琵琶行》，《鶯鶯歌》之于《鶯鶯傳》。
《新唐書·李紳傳》說他“于詩最有名”，“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
而御史呂溫在讀了他的“春種一粒粟”和“鋤禾日當午”后稱許道：“斯人必為卿相。”后來果如其言。
自居易在編成自己的15卷詩后，題詩《戲贈元九李二十》日：“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因李紳身材短小精悍，人稱“短李”)，可見李紳的歌行還是有可與元白相提并論之處的。
到底如何評價李紳的詩，自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這里只想從李紳詩的體制、敘事傳情、意境等方面，談談我的看法。
不拘一格，體制多樣
李紳在《<追昔游集>自序》中說，他的詩“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吟，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詞，乃由牽思所屬耳。
”這里說得很明白，他的詩“不一其詞”，不拘一格，皆“由牽思所屬”。
這種不拘一格，即指體制多樣。
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詩歌的內容主要是“追昔游”，因記錄自己的輾轉蹤跡及所見所感，用一種詩體肯定難以盡述，所以要用多種體式;另一方面，是他生處中唐時期，受新樂府和元和體興盛的影響，故多敘事和長律。
在他的130余首詩中。
律詩占有較大的比例，一般為七言，而幾十韻長律則都是五言。
如《趨翰苑遭誣構四十六韻》、《過吳門二十四韻》、《登禹廟回降雪五言二十韻》、《題法華寺五言二十韻》、《到汴州三十韻》等。
這些長律確有“樂府齊梁”的特點，鋪陳敘事，多寫自己的所歷所見所感，可謂“攬筆寫興”(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揮灑自如。
在雜詩一卷中，則古詩和絕句較多，且多為七絕，如《答章孝標》、《贈韋金吾》等。
在貶去端州的路上和貶地，他也寫了一些七絕，如《朱槿花》、《至潭州聞猿》、《江亭》、《紅蕉花》、《憶漢月》、《端州江亭得家書二首》、《聞猿》等等。
其中《江亭》詩：
瘴江昏霧連天合，欲作家書更斷腸。
今日病身悲狀候，豈能埋骨向炎荒。
寫出了詩人處境的艱苦和心境的悲傷。
又如《憶漢月》：
花開花落無時節，春去春來有底憑。
燕子不藏雷不蟄，燭煙昏霧暗騰騰。
詩中則既寫出了南方邊遠地區與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的氣候特征，又抒發了詩人身處異鄉思念故土的心情。
詩人晚年回無錫老家閑居①，寫了《過梅里》(七首)，主要是樂府歌行體。
這些詩或為三三五加五言句，或三三七加七言句，或通篇五言、七言句。
如《上家山》(作者少居梅里，于惠山寺肄業，舊室猶在，所以稱惠山為“家山”。
梅里位于無錫東南三十里處)詩開頭為：“上家山，家山依舊好。昔去松桂長，今來容顏老。上家山，臨古道。”以下均為五言句。
《早梅橋》是三三七句：“早梅花，滿枝發，東風報春春未徹，紫萼迎風玉珠裂。”對這種句式，陳寅恪先生曾論述過。
他說：“關于新樂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見，未知如何。恐與微之(元稹)之作無所差異，即以七字之句為其常則是也。至樂天之作，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接以七字句。”他又說：“考三三七之體，雖古樂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車行》，亦復如是。但樂天新樂府多用此體，必別有其故。”經過比較分析后，他得出結論說：“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與陳(子昂)、李(白)輩等之改革齊梁以來士大夫在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標榜者，大相懸殊。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這段評價應是比較恰當的。
雖然主要是評價白居易和元稹，但首先就提到李紳，可見李紳是元白詩派的重要成員。
他們新樂府創作上的共同特點，是被人肯定的。
陳寅恪先生又在《元白詩箋證稿》“附論”中專論了“元和體”。
據《舊唐書·元稹傳》)所述：“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全唐詩》卷十六《白居易》卷二三《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詩云：“詩到元和體變新”，又自注曰：“眾稱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元和格”即“元和體”。
“詩到元和體變新”，這雖然主要是指詩的形式變化，但形式的變化也是因內容變化引起的。
李紳為元白詩派的重要詩人，其詩自然會有“元和體”的特征。
據白居易所言，“元和體”多為律詩，且多長律;又如元稹所言，“驅駕文字，窮極聲韻”(《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這樣才便于鋪陳敘事，反映現實生活內容。
元白詩派的重要成就是推動新樂府創作的興盛，以至后人將其看作一場文學運動。
新樂府詩的共同特點就是“病時”，而且是從李紳的《樂府新題》“病時尤急者”引發而來的。
李紳是元、白的好朋友，他們經常一起唱和。
首先是李紳作《樂府新題》二十首贈元稹，元稹便“取其病時尤急者，列而和之”，得十二首;白居易以此為發端，作《新樂府》五十首。
從此中唐的新樂府蔚為大觀。
李紳的新樂府詩無從查考。
但存詩中也有些詩作淺切通俗，風格尤近白居易。
如《聞里謠效古歌》：
鄉里兒，桑麻郁郁禾黍肥。
冬有襤襦夏有締，兄鋤弟耨妻在機。
夜犬不吠開蓬扉。
鄉里兒，醉還飽，濁醪初熟勸翁媼。
鳴鴆拂羽知年好，齊和楊花踏青草。
勸年少，樂耕桑，使君為我剪荊棘，使君為我驅豺狼。
鄉里兒，終爾詞。
我無工巧唯無私，舉手一揮臨路歧。
全詩仿鄉里歌謠而作，多用口語，明白如話;旬式則用典型的樂府歌行體三七或三三七。
至于《憫農》：“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采用古風體，語言純樸通俗，言簡意賅，令人回昧，更是千百年來人們傳頌的佳作。
感之以事。動之以情
我國古代詩歌多以抒情為主，而樂府詩則多為敘事，或敘事與抒情相結合。
李紳的詩多記生平經歷，感嘆物是人非，故有敘事兼抒情的特點。
這既與中唐的社會狀況有關，也與元和體及新樂府的興起有關。
李紳生活的中唐時期，藩鎮林立，中央集權削弱;宦官染指朝政，朋黨傾軋，釀成了政治黑暗，戰禍頻仍，土地集中，賦稅沉重，災荒不斷，民不聊生的局面。
這樣多災多難的多事歲月，提供了敘事詩成長發展的土壤，李紳及元、白的敘事詩，大概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
他的《追昔游集》本是“嘆逝傷時，發于凄情而作”。
要表達自己的身世遭遇自然少不了敘事，而有身世浮沉經歷的人，自然少不了感傷和感慨，少不了抒情。
正如自居易所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策林》六十九)。
李紳追憶自己從元和十五年(820)迄大和九年(835)十五年間，在朝任職與遭誣構被貶斥的經歷，而寫成五言排律《趨翰苑遭誣構四十六韻》，主要敘述了自己如何受穆宗重用，召入翰林院，如何想“潔身酬雨露”以報答皇恩，卻仍被李逢吉等“利口扇讒諛”加以陷害，貶逐南方;然后又寫了貶地的荒僻艱苦，自己身心的傷痛、感念。
在這些遭遇的陳述過程中，作者委屈無奈的悲憤之情溢于言表。
在那“亂群逢害馬，擇肉縱狂貊”的境遇下，詩人“膽為隳肝竭，心因瀝血枯。”其滿腹憤慨傾注筆端，真所謂“寫事傳情”。
在“謗興金就鑠，毀極玉生瘠”的情況下，被“謗”被“毀”者內心的感慨，正如駱賓王所言：“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悲傷大約莫過于此了。
作者晚年追憶這段悠長歲月，仍痛定思痛，況且昔日好友如元稹、龐嚴、蔣防等已相繼辭世，這不能不使他黯然神傷。
所以，在詩的結尾，詩人的情緒由開始時的報國進取變得感時傷逝，嘆老思歸。
詩日：
仿佛皆停馬，悲歡盡隙駒。
舊交封宿草，衰髦重生芻。
萬戟分梁苑，雙旌寄魯儒。
駿駁移歲月，冉冉近桑榆。
疲馬愁千里，孤鴻念五湖。
終當賦歸去，那更學楊朱。
詩人感嘆人生如白駒過隙，故交好友已成隔世之人，衰老者更加珍重少年時結下的友誼。
如今自己棄文從武，擔當宣武軍節度使的重任。
年近桑榆，猶如一匹疲倦的老馬，不想再往前奔，只想找一個歇息的地方。
終歸要效陶潛罷官歸去，或者要學學戰國魏人楊朱的“重己”、“貴生”。
這首長律是李紳敘事細膩、抒情濃郁的出色代表。
李紳還有一些看似抒情的詩，也包含著敘事的成份。
如《江南春暮寄家》：
洛陽城見梅迎雪，魚口橋逢雪送梅。
劍水寺前芳草合，鏡湖亭上野花開。
江鴻斷續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
料得心知寒食近，潛聽喜鵲望歸來。
詩前四句看似寫景，其實在紀程。
以幾樣特色景物紀時，“梅迎雪”、“雪送梅”、“芳草合”、“野花開”，從雪飛梅開的冬臘天到草長花開的春天，時間次序明顯;隨著時間的推移，地點也在不斷變換：從“洛陽城”到“魚口橋”、“劍水寺”，然后到了江南“鏡湖亭”，詩人的行蹤也很明朗。
全詩記事寫景，簡潔明快。
那么什么時候到家呢?詩后四句則有候鳥“江鴻”(雁)、“海燕”報時;喜鵲報歸，寒食前后準到家。
此可謂寫事傳情的好詩。
這與杜甫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那種抒情詩不大相同，思想情感也有異：杜甫重在抒寫國難之痛;李紳的詩重在敘寫行蹤和景物。
杜詩沉重，李詩輕快。
境界闊大，情感剛勁
李紳的詩集既名《追昔游》，實多記行蹤游歷，且多為晚年仕途平穩、生活安定、官運亨通時的追憶，所以讓人感到有些“飾志矜能，夸榮殉勢。”以至有人說他的詩不能與同時人角爭強弱。
其實，這些評價有欠公允。
他的不少詩不僅情意真切，純樸自然，而且意境闊大，格調剛勁，往往片言只語精采超人。
《過荊門》詩尾句：“惆悵忠貞徒自持，誰祭山頭望夫石?”以典故“望夫石”即妻對夫的忠貞，喻自己對君主亦誠不二。
但有“誰祭”我呢?君是否會記著我?詩所流露出的是委屈怨恨的情緒，但不得不承認，此時此景用此典故，是貼切而自然的。
《答章孝標》詩：“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是答孝標的詩“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及第后寄李紳》)句，因“李紳答詩針砭”，使得“孝標慚謝”(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41、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6)。
李紳詩有所諷勸，富于哲理，實為妙答，也見出他確有質樸耿直的性格特點。
又如《卻過淮陰吊韓信廟》詩尾嘆道：“徒用千金酬一飯，不知明哲重防身”，一語道出了韓信的悲劇原因，似乎他自己很通人情世故似的。
而《初出肥口入淮》詩則有“人心莫厭如弦直，淮水長憐似鏡清。”可見他自己并沒有記取韓信的教訓，還要一味的堅守自己的率真剛直。
“如弦直”、“似鏡清”，道出了自己梗概純樸的個性，抒發了勵精圖治、不畏阻力的志趣。
“石標琪樹凌空碧，水掛銀河映月寒。”(《華頂》)詩句氣魄宏大，音節高亢，描繪了天臺山頂的雄偉氣勢。
《入泗口》首聯：“洪河一派清淮接，蔓草蘆花萬里秋”，用一“接”字寫“洪河”、“清淮”相連，視野廣闊;而“秋”是“萬里”，則天下皆秋。
頸聯“望深江漢連天遠，思起鄉關滿眼愁”，金圣嘆評說：“望深江漢”者，意欲經略中原;“思起鄉關”者，意欲歸向田園。
詩中所展現的境界闊大，而情感則有些茫然。
尾聯道：“惆悵路歧真此處，夕陽西下水東流。”為何惆悵呢?因為不知是“望深江漢”好還是“思起鄉關”好，此是“路歧”;如果于徘徊觀望之際，人生如“夕陽西下水東流”，還有何可為?怎不叫人惆悵啊!這些詩句不論抒情還是寫景，都意境闊大，情感剛勁，大概就是毛晉所說的“一洗唐人小賦柔靡風氣”吧。
其實，李紳本來就性情剛褊，他因此而遭過李逢吉等人的陷害，曾被遠貶嶺南;而他早年卻有過英雄壯舉：元和元年進士及第后，被江南節度使李鑄留為掌書記。
李鏑謀反，李紳抗節不從而被投入獄中。
后叛平出獄，紳因大節得保而受稱贊。
他的詩也就是他真性情的流露。
李紳的詩并不都像《憫農》或《聞里謠效古歌》那樣“明白如話”，有不少詩喜用典故，不易理解。
但也不是“音節嘩緩，似不能與同時人角爭強弱”。
如《悲善才》詩，運用種種事物模擬琵琶音響，從而細膩地描繪出在西京和在滁州兩次傾聽曹善才師徒演奏的感受。
風格與自居易的《琵琶行》相似。
不僅那些精彩超人的只言片語有如星星布于夜空，使平淡的詩陡然增色;即使李紳他的小詩也很有意味，可讀性強。
如《長門怨》“宮殿沉沉曉欲分，昭陽更漏不堪聞。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語言明白曉暢，詩意韻味濃厚。
在貶去端州的路上有一首七絕《至潭州聞猿》，詩云：“昔陪天上三清客，今作端州萬里人。湘浦更聞猿夜嘯，斷腸無淚可沾巾。”今昔對比，云泥之別，怎不叫人傷心斷腸?況且“更聞猿夜嘯”，自然就“斷腸無淚可沾巾”。
同時還有一首《聞猿》詩：“見說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沾襟。端州江口連云處，始信‘哀猿傷客心’。”白居易被貶入川，途經三峽時，曾寫過“哀猿傷客心”的詩句。
如今李紳從朝廷大臣一日而成遠放荒裔的貶臣，此情此景，當然“始信哀猿傷客心”了。
這些小詩都寫得自然清新，意味深長。
總之，縱觀李紳130余首詩，體制上不拘一格，善于寫事傳情，也能創造闊大意境。
正如胡震亨所評價的那樣：“攬筆寫興，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為撫然。”(《唐音癸簽》卷7)那些精彩的短章碎句，意味深長，展露出詩人的胸懷意趣。
李紳是哪一個朝代
李紳（772年－846年），字公垂。祖籍亳州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唐朝宰相、詩人，中書令李敬玄曾孫。
李紳六歲時喪父，隨母親遷居潤州無錫。二十七歲時中進士，補國子助教。后歷任中書侍郎、尚書右仆射、淮南節度使等職，會昌六年（846年）在揚州逝世，年七十四。追贈太尉，謚號“文肅”。
李紳與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為新樂府運動的參與者。著有《樂府新題》二十首，已佚。代表作為《憫農》詩兩首：“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全唐詩》存其詩四卷。
人物經歷
大歷七年（772年），父親李晤時任烏程縣縣令，生李紳于湖州烏程縣（今浙江省湖州市）。
李紳是中書令李敬玄之曾孫。父李晤，歷任金壇、烏程、晉陵（今常州）等地縣令。李紳幼年喪父，由母教以經義。青年時目睹農民終日勞作而不得溫飽，以同情和憤慨的心情，寫出了千古傳誦的《憫農》詩2首，內有“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被譽為憫農詩人。貞元二十年（804年）李紳再次赴京應試，未中，寓居元稹處。曾為元稹《鶯鶯傳》命題，作《鶯鶯歌》，相得益彰，流傳后世。
元和元年（806年）中進士，補國子監助教。 后離京至金陵，入節度使李锜幕府。因不滿李锜謀叛而下獄。李锜被殺后獲釋，回無錫惠山寺讀書。
元和四年（809年）赴長安任校書郎，與元稹、白居易共倡新樂府詩體（史稱新樂府運動），作有《樂府新題》20首。
元和十四年（819年）升為右拾遺。元和十五年（820年）任翰林學士，卷入朋黨之爭，為李（德裕）黨重要人物，任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等要職。與李德裕、元稹被譽為三俊。
長慶四年（824年），李黨失勢，李紳被貶為端州（今廣東肇慶）司馬。放逐期間，李紳寫了不少描繪路途艱險、發泄心中怨氣的詩文。
自寶歷元年（825年）至太和四年（830年），李紳歷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壽州刺史，處境有所改善。
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為相，起用李紳任浙東觀察使。
開成元年（836年）任河南尹（管理東都洛陽的長官），旋又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宋毫汴穎觀察使。
開成三年（838年）八月，編《追昔游詩》3卷，并作序。詩序歷述從少年起至入汴止的經歷。
開成五年（840年）任淮南節度使，后入京拜相，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繼又晉升為尚書右仆射門下侍郎，封趙國公。居相位4年。會昌四年（844年）因中風辭位。后又出任淮南節度使。
會昌六年（846年）病逝揚州，終年74歲。贈太尉，謚文肅。
個人作品
李紳著有《樂府新題》二十首，已佚。作品流傳至今的有《追昔游詩》3卷、《雜詩》1卷，收錄于《全唐詩》。另有《鶯鶯歌》，保存在《西廂記諸宮調》中。
故事傳說
唐朝時候，湖州出了一名大詩人，名叫李紳。李紳自幼好學，
二十七歲中了進士，皇帝見他學識淵博，才學出眾，招官翰林學士。 有一年夏天，李紳回故鄉亳州探親訪友。恰遇浙東節度使李逢吉回朝奏事，路經亳州，二人是同榜進士，又是文朋詩友，久別重逢，自然要盤桓一日。這天，李紳和李逢吉攜手登上城東觀稼臺。二人遙望遠方，心潮起伏。李逢吉感慨之余，吟了一首詩，最后兩句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遷任如登臺。”意思是，如果升官能象登臺這樣快就好了。李紳此時卻被另一種景象感動了。他看到田野里的農夫，在火熱的陽光下鋤地，不禁感慨，隨口吟道：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聽了，連說：“好，好！這首作得太好了！一粥一飯得來都不易呀！”
李紳仰天長嘆了一口氣，接著又吟道：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李逢吉一聽，這不是在揭朝廷的短嗎？這小子好大膽，回到書房，李逢吉對李紳說：“老兄能否將剛才吟的兩首詩抄下來贈我，也不枉我二人同游一場。”李紳沉吟一下說：“小詩不過三四十字，為兄聽過，自然記得，何必抄錄？若一定落筆，不如另寫一首相贈。”李逢吉只得說：“也好，也好。”于是，李紳又提筆寫下一首：
壟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饑。
窗下織梭女，手織身無衣。
我愿燕趙姝，化為嫫女姿。
一笑不值錢，自然家國肥。
主要影響
李紳歷經宦海沉浮，中唐時期的“牛李黨爭”幾乎伴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雖最后得居宰相之尊，但李紳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學創作，他是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新樂府運動的參與者之一。
李紳的詩歌創作，以貶謫端州為分界線，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在儒家“濟世”“利物”思想影響下，抱著強烈的政治熱情，在繼承《詩經》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積極向民間學習，詩歌關注社會，反映現實，規諷時事，政治功利性很強，因而形式相對簡單，語言亦通俗易懂，表現出通俗淺切的風格特征；后期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改變，以及個人宦海沉浮的不定關注的對象由外向轉為內斂，重在抒發一己之私，表現個人情感，與之相適應，詩歌形式也多樣，且講究藝術手法的運用，意境深晦，重視煉字鍛句，表現出典雅繁艷的風格特征。
李紳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他是唐代第一個有意識地以“新題樂府”為標榜和傳統的古題樂府區別開來的詩人。他曾一氣寫出《新題樂府》二十首。元稹和了十二首，即《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中說：“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白居易本著這個精神，寫詩五十首，改名《新樂府》。元稹李紳的二十首新題樂府已失傳。他的《憫農二首》，鑄為格言，傳誦不衰，雖未被郭茂倩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其實是地道的新樂府，是新樂府運動中的杰作。
李紳“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鋒，對唐代長篇敘事詩的發展也有貢獻”（吳庚舜等主編《唐代文學史》）。中唐是文學史上敘事詩較為發達的時期，李紳是當時重要的詩人，與元稹、白居易等為敘事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李紳長篇敘事詩的成就與影響僅次于元白。李紳《鶯鶯歌》《悲善才》等敘事詩，與元稹的《會真詩》《夢游春》《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一樣，是中唐時期長篇敘事詩中的代表作品。《鶯鶯歌》與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相關聯。作品以長詩鋪排故事，不僅有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人物描寫也十分細致傳神，是后來《西廂記》的創作依據之一。
李紳六十七歲時自編其詩集為《追昔游詩》，用各種體裁追敘平生的遭遇和游歷，抒發懷舊之情與盛衰之感，其中有很多是回憶當年漫游各地的寫景之作。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性。
李紳散文比較著名的有《寒松賦》。這是一篇詠物抒情的小賦。作者身處逆境，一方面發泄怨憤，決心“驅雷擊電除奸邪”，另方面也表明要砥礪志節，像寒松那樣披風雨，傲霜雪，抗嚴寒，亭亭聳立，不改變其忠貞本性。作者對生于幽澗的松樹“負棟梁兮時不知，冒霜雪兮空自奇”的遭遇深感憤懣，看似句句寫松，實則處處喻人。全賦篇幅短小，但也摹仿漢賦形式，文末有總括全篇要旨的“亂曰”。賦文中，多用駢儷句，但不都是四六句式，而富于變化。語言通俗平淡，極少使用典故。可謂一代絕賦。
【李紳詩歌藝術特征】相關文章：
10-08
10-06
10-11
10-07
09-30
10-14
10-26
10-09
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