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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演義：周瑜的赤壁火攻屬于吳人虛構
一，“赤壁之戰”的歷史演變
《三國志演義》以戰爭描寫著稱後世。明人評價《三國志演義》，向有“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 的褒譽，清儒章學誠歸結為“七實三虛”之說，遂成定讞，而為後世文學史、小說史樂于引用。其間偶有爭議，亦僅限于《三國志》與《三國志演義》文史之異同，而鮮有談及其中的“三虛”，是否另有素材來源的問題。本篇另辟蹊徑，探討《三國志演義》中的“實中之虛”與“虛中之實”，以見其增益部分中的宋元事實，似未有專門拈出此節者。故冒昧成文，并就教于海內外君子。
“赤壁之戰”是《三國志演義》的重要情節之一，不僅因為它是直接構成“三國鼎立”的要素，而且直接描述在毛宗崗120回本中占據了8回之多。事實上從三國故事形成以來，有關“赤壁之戰”的詩歌便不絕如縷，如盛唐李白“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馀跡。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 如晚唐胡曾“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 一直到蘇軾著名詞作《念奴嬌•赤壁》及前後《赤壁賦》。破曹英雄都鎖定在周瑜身上。
戲劇囿于舞臺及腳色限定，很難直接表現戰役全景，故元雜劇有《隔江斗智》， 專門描述諸葛亮與周瑜既聯合又相互算計的曲折過程，間接表現了“赤壁之戰”的設謀、實施和勝利，把戲曲從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轉為後世小說承襲發展。《三國志》中雍容大度的周瑜形象亦因此改塑，作為諸葛亮智高一籌的陪襯，變成小肚雞腸，嫉賢妒能的典型。而明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則發揮了小說敘事不受三維空間局限的特長，以大段篇幅，反復穿插，全景視野描寫的“赤壁之戰”，遂成中國小說史上最成功的戰爭描寫。
最近有人統計，毛本《三國志演義》中有關“赤壁之戰”的描述文字共約37，900字，“其中的故事絕大部分為虛構”，故稱“赤壁之戰——《三國演義》中虛構故事為最多”。 洵非虛言，也順理成章成為本篇論述的中心。但“赤壁之戰”到底被虛構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其核心情節是否符合史實，前賢也曾論及，如錢鍾書論及《孟德新書》時，以為：
“《三國演義》寫赤壁之戰，黃蓋苦肉計詐降，周瑜佯醉騙蔣干，皆使曹操墮術中;征之《三國志•吳書•周瑜傳》，黃蓋詐降而無苦肉計，蔣干作說客而無被騙事。《演義》所增詭計，中外古兵書皆嘗舉似。《孫子•用間》篇：‘內間者，因其官人而信之’，何延錫注引李雄鞭撲泰見血，使譎羅尚，尚信之，即《演義》第四六回周瑜之撻黃蓋;又‘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蕭世諴注謂‘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即《演義》第四五回周瑜之賺蔣干。”
所論甚是。只是關于《三國志演義》增益謀略“詭計“，遠非此端。試舉一例，這就是《三國志演義》小說描述的經典戰役“赤壁之戰”，與宋金元水軍在長江與崖門四次水上戰略決戰的比較，以窺其馀。
二，史實辨疑：從《三國志》到《資治通鑒》
1，《三國志》的矛盾記敘
首先的問題是：以三國時代的的造船技術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夠在長江中游形成後人從《三國志》傳述的大規模戰略決戰?我們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記述。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一》比較簡略：
“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不但諱言失敗，更未提及“火攻”致敗，而是歸于戰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粲《英雄記》言：
“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
也絕口不提燒船之事。又《江表傳》：
“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
還說是曹操自燒其船。裴松之于此節注言：
“《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可知早在南朝，策劃并實施赤壁“火攻”的所有權人究竟是劉備還是周瑜，已經發生了疑問。且“放火”不僅限于江面，還有追及陸上之說。盡管孫盛挑出的邏輯矛盾，導致後世《吳志》作為信史之價值上升， 但也不能回避“劉備先破公軍”問題。《蜀書•先主傳》亦言：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馀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增加了劉備等人先“大破其軍”，然後再“焚其舟船”的細節，復以適值“大疫”，才擊退曹軍的。而《吳書•吳主傳第二》則言：
“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馀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從文字上看，失利以後“燒其馀船以退”的還非劉備，而是曹操自己。
只是在《吳書•周瑜傳》中描述到曹操的“結船為陣”，和聯軍攻勢的“以風助火”，細節也比較詳盡：
“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說得最熱鬧的其實是裴氏為《周瑜傳》加注的《江表傳》：
“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馀，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不知為何，與其引用曹操致周瑜書的說法頗有矛盾。
2，吳、魏當時“鼓吹曲”的描述
此外，《周瑜傳》的說法也只是孤證。即便同書《黃蓋傳》中，也僅以“隨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敷衍道之，而未言及其它，即是一疑。沈約所撰《宋書•樂志四》裒集有“吳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涉及周瑜參與“赤壁之戰”的歌辭為：
“《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荊州，從流東下，欲來爭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漢曲有《上之回》，此篇當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眾既降，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圣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亦未提及“詐降”、“火攻”等關鍵情節。從證據價值來看，這首歌辭系赤壁之戰勝利後的“當時鼓吹”，創作時間無疑早于陳壽志傳甚至《吳書》的寫作年代，而該歌辭的收存者沈約的實際年代，亦與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先後踵接。 結合前引《三國志》魏、蜀、吳主各傳記敘，即面對同時或稍前之四項基本一致之史料記載，《吳書•周瑜傳》的描述是否真實，就很值得質疑了。
3，王粲《英雄記》的記載
至于周瑜“火燒赤壁”的真實情景為何，親身參與過“赤壁之戰”的王粲在《英雄記》中兩段平實敘述，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歷史之謎：
“周瑜領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簰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則移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曹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舡，作竹椑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舡、走舸百艘燒椑，操乃夜走。”
也即是說，曹軍所乘只是木筏(簰、椑)。 而周瑜則是采取夜襲方式，遣船燒簰，使曹軍欲渡不能。這種說法仍然有“火攻”事實，但與《魏書》、《蜀書》及《吳書•吳主傳》記述相去不遠，惟與《周瑜傳》描述大相徑庭。從證據學的觀念上看，王粲所記似乎亦稍勝一籌。
但《周瑜傳》所載之“黃蓋詐降”、“結船為陣”、“東南風急”相繼成為“火攻”要素，也是這一場“以弱敵強”的戰役發生戲劇性轉變的關鍵，因而為歷代史學家、文學家珍愛，輾轉相沿，成為定說的。故而杜牧賦詩，特意標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深宮鎖二喬。” 請注意，杜牧此詩作于晚唐，已與李商隱“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所述三國人物故事以傳說形式流行民間的時代相同。
現今史學界多以為歷史上的“赤壁之戰”，發生在湖北蒲圻市(今稱赤壁市)北約38公里的長江南岸。而《英雄記》所載因有“從漢水下”、“從漢水來下”之語，被認為是支持“黃岡赤壁”說的，因而為唐後學人詩家所不取。 揆諸情理，曹軍既不習水戰，當然不會選擇水面寬闊的地帶，進行戰略決戰的。
《三國志》雖然成于陳壽一人之手，但是三方的資料卻來源有自。正是因為陳壽尊重了各方資料所載，而沒有用《魏書》的正統觀念統攝其它，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稱贊，號為“良史”。但推想《三國志》關于“赤壁之戰”說法何以會出現這樣的歧異，或者與《吳書》好以“眩言”自大有關。比如南下曹軍的數量，《吳書•吳主傳二》敘及赤壁戰事時，裴注有言：
“《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相震失色。”
這里的“水軍八十萬”開始談及決戰可能的規模問題，也是三國小說戲劇鋪張之由頭。復引《江表傳》注《周瑜傳》：
“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
等于自釋其疑。但由于話分兩頭，令人無所適從。如結合前述《烏林》曲中“舟車十萬”之說，實與劉孫聯軍的實力差別不大。
又曹操荊州之爭征伐的主要敵人，本為劉備，除了前引《三國志》諸說之外，還可以由《宋書•樂四》裒集的“魏鼓吹曲”《平南荊》覘之，其辭云：
“南荊何遼遼，江漢獨不清。菁茅久不貢，王師赫南征。劉琮據襄陽，賊備屯樊城。六軍廬新野，金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許與其成，撫其民。陶陶江漢間，普為大魏臣。大魏臣，向風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與均。多選忠義士，為喉唇。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
注曰：“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荊》，言曹公南平荊州也。”明確指出此役敵人實為劉琮與“賊(劉)備”，而非孫權。比照前引《魏書》、《蜀書》及裴注所引《山陽公載記》，也都是寫劉備正面接敵，而《吳書•吳主傳二》亦止寫“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 可知引發荊州歸屬問題的“赤壁之戰”，是曹、劉互以為正面對手，孫吳不過是偏師突襲而已。
吳鼓吹曲《烏林》中則述“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不再提及劉備。這或許是與他們強烈的自尊心有關。吳人載記每好“眩言”，夸大其詞，筆者曾在《〈樂府詩集〉所輯〈關背德〉〈通荊門〉看三國歷史上的荊州之爭》中“蜀疑其眩”一節有所分析，不贅。
我疑心《周瑜傳》描述的“赤壁之戰”，實際上是吳人爭功，以塞實“借荊州”之說，為日後偷襲關羽造成借口而編造出來的。 或者換一種說法，這條資料其實是三國歷史虛構化、故事化的起始，甚至逕稱為三國故事“小說化”的發端，亦無不可。
4，王濬樓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晉書》對于王浚伐吳的記載看來，《周瑜傳》的有關“赤壁之戰”的描述也值得懷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詩還寫到了“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歌詠的卻是象征三國時代結束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這次曾經在長江中下游有過小規模水戰，除此次及類似的隋平陳之外，中國歷史上直至宋金，都沒有發生過值得一提的水上戰役。
據《晉書》載，“武帝謀伐吳，詔浚修舟艦。浚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鹢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雖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這曾經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只是孫皓不聽。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濬大軍克復丹楊(今湖北秭歸東)，進逼西陵峽，順流而東時，吳人還是在水上盡最大努力設置了障礙：
“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并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陽太守)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馀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馀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
可知即便冬季長江枯水期間，木筏逞順流而下之勢亦非無用，兵不血刃，即順利平吳。而鐵錐遇筏而拔，鐵鎖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東吳的錨碇和鑄鐵技術。此時距建安十一年(206年)發生的“赤壁之戰”時，不過六十馀年。推想當時赤壁戰時曹軍果若“船艦首尾相接”，鐵索亦應遇火而化，未必堅若盤石。而船艦一旦蕩開，當然不可能出現“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的壯觀場景。
5，中國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吳書•周瑜傳》及《江表傳》的精彩述說，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只談長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蓋緣曹軍所據西北，無疑為長江上游。“大江東流”之勢能，在水戰之中可否忽略不計?是否可與“東南風急”之動能對等抵銷?筆者不是船舶專家，不能妄下定評。但《吳書》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雖言順風，卻不順水，故必須逆流而上。如不考慮成熟的錨碇技術以及風帆問題，則長江水域能否進行如此規模的水上決戰，實可懷疑。即以今日技術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機動船只在長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達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傳》中出現了一句“中江舉帆”，為《三國志》原文所無。按《江表傳》為晉人虞溥所著，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但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兒子虞勃渡江，才獻給晉元帝司馬睿(276～322)，藏諸東晉秘府的。 如以東晉政權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論，已距“赤壁之戰”(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陳壽(233—297)編《三國志》(約從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開始)也有三十馀年。所敘既非親見，亦非可能訪于親歷之人。從介紹虞溥善文章詞賦特點看來，“中江舉帆”一語應當是“以意補之”，同時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飾潤色的可能。蓋緣帆以風為動力，于是“東南風急”成為文學想象中東吳船艦所以能夠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動力來源。而後世所以增飾諸葛亮“借東風”，凸顯他的“神機妙算”，其實不過是突出此戰關鍵的“能源專家”。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補苴罅漏的地方，也為後世小說戲曲鋪張此事增添了依據。可惜如果引入中國科技史的歷史考察，就會遭遇到麻煩。
又《吳書•吳主傳二》引《江表傳》曰：
“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于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孫權所乘為帆船，則逆風“大盛”，須急落帆，而非逆風行船，或者掉頭回返，其理至明。則知當時孫權所乘之船，動力源亦為櫓篙之類。
大約讀慣了”孤帆遠影碧空盡”、“沉舟側畔千帆過”、“過盡千帆皆不是”之類詩詞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國“自古有之”視為當然。其實在科技史上這還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有論者言：
“我國發明帆的時間，現在已無法知道了，但是我國使用帆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遺留下來的甲骨文中，就經常能夠發現帆的文字，這些文字寫作Ⅱ、丹等形狀，好象張開的帆。從甲骨文關于帆字的字樣，我們可以推測早期的帆是屬于固定裝置的方形帆。固定裝置的方形帆制作簡單，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從船尾方向吹來的風，就是順風。”
這倒正類黃蓋所率趁“東南風急”火燒曹營使用的帆船。可惜語焉不詳，并沒有提供進一步實物圖形甚至文字的證據。
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帆”作“[馬+風]”，從馬從風，表示是用于車駛之風力。漢末劉熙《釋名》才首次解釋為“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顯然已用于船行。劉熙就是漢末三國時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習見技術，還是耳食之言，尚難驟定。此外還有人據東漢馬融《廣安頌》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連舼舟、張云帆，施蜺幬，靡颶風，陵迅流，發擢歌，從水謳，滛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認為是“對風帆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明“漢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賦顯為時空兩維，不受限制之夸飾描繪，而非實用技術之描述。比如“靡颶風”時能否“張云帆”，就是一個常識性問題。何況“帆”字何時出現，也應經過考究。
李約瑟曾專門論述過中國帆船及錨碇技術的發展，評價甚高。他以為就帆船技術而言，最早出現在古埃及，中國古代則多謂“舟楫”，動力系統是篙槳櫓，見其《中華科學文明史》縮略本第三冊，有關論述散見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頁)，中國舟楫(80、230-231、299頁)、帆船改進(217-218頁)。按李氏對中國帆船技術特多好評，故特置第五章《推進(帆：中國在縱帆發展中的地位)》詳細論述唐宋元明的技術，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時卻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廣州出土的一艘東漢陶船結構時，屢次驚訝于“桅在何處仍是一個謎”，“遺憾的是尋找桅和帆裝的全部證據已經遺失”。(118頁)在全書結論部分，也謹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紀後”、“應該是二世紀和三世紀”以及“漢代以後”這類詞語概括言之。(300-301頁)但都明顯遲于“赤壁之戰”的發生。上海交通大學船舶數字博物館(http://shipmuseum.sjtu.edu.cn/zhuti...治侍忉崳男?邸?/a>
最早明確介紹帆具作用的，則是三國晚期吳國人萬震描述海外貿易的《南州異物志》言：
“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馀，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風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減滅之也。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專家又從這段描述推導出許多斬釘截鐵的結論：“漢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開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盧頭木葉織成的帆當屬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證明硬帆能利用側向風力了。漢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響，根據風向和風力大小要隨時調節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積，中國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軟帆需眾多人力將帆卷起綁扎在橫桁上，緊急時可能要砍桅以保證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許概念。《漢書•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 《後漢書》：“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址，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諸國》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馀人。珍物寶貨無不有。”
按《老子》：“故恒無欲也，以觀其妙;恒有欲也，以觀其徼。”王弼注言：“徼，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宋人陳景元言：“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元人吳澄言：“徼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實為邊鄰與我貿易往還之國，即所謂“化外之地”。
這樣看來，萬震描述的帆船并非東吳所擁有，顯然也因為是新見異物，所以他才用那樣艷羨口吻來描述的。又文尚光將《南州異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長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船舶史家也順手移來當作“三國時孫劉聯軍赤壁大戰的起樓三層的斗艦” ，完全忽視了”外域人”的說法，和南海、長江的區別，恐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但既然能夠看到帆船，官員又著意重視，中國人模仿起來也就不成問題，而且很快就將“船帆”用于實用，并持續改進以致而大為興盛的時期，顯然是在東晉以後，而自宋迤明，最為成熟。 別看從赤壁之戰到東晉渡江只差百十年時間，但是像風帆這類簡易適用技術的引進和發展，會是日新月異的。《古今樂錄》介紹，齊武帝“數乘龍舟，游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纟+乍]，鍮石為篙足。”猶為當時時髦舉動。《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如果有學者能舉出實證，證實三國時期長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術，則可以對李約瑟的有關論述作出重要修正補充，亦為功德無量之事，亟請提出，以為佐證。
此外就錨碇系泊技術而言，古代中國一般是“采石為碇”，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來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戰時曹營是否有能力”結船為陣“，泊于長江之濱，尚屬老大疑問。西晉王濬平吳，即是一例。後文再敘。至宋代始出現“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層，類同木樁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幾倍。1975年在泉州灣曾經發現并出土有一桿宋元時期的大木碇，殘存長度達七點迤咼祝?廈嬗邢道律?桶岔值5腦部祝?褂杏錳?考庸提崴?糲碌男餳!V劣諤??氖褂茫?蚴敲鞔?葬岬氖鋁恕?br /> 中國船帆與錨碇的起源流變，雖為專門技術問題，但若不加考慮，歷史學的敘述便無可依托，以其事涉專門，故不欲弄斧班門，只希望提請專門家注意。
6，宋人的歷史綜述與文學想象
由于周瑜火攻破敵的傳說唐時已盛，故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五綜合《三國志》及裴注諸說，重在厘清“赤壁之戰”之前因後果，而對戰役本身的描述，也基本采用了《吳書•周瑜傳》的說法：
“(劉備)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系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馀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馀，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沖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同時蘇軾《前赤壁賦》寫“赤壁之戰”，鋪敘曹操“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云云，正是以宋時船艦作為藍本，逞其對于“當然”想象之“姑妄言”。 而《念奴嬌》一句“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也是未歷戰陣的文學語言，卻為後人鋪張此役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亦為後世《三國志演義》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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