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知識品格的建立論文
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知識品格的建立論文
摘 要： 通過高等學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國人一種集體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個國家知識品格確立的主要渠道。
今天，要逐漸擁有足以和現在的體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對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做一個梳理選擇，從而通過古代文學教育的新內容、新體制以建立國人的知識品格。
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教育 知識品格 知識選擇 認知維度
中國要逐漸擁有足以和現在的體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個途徑就是要從高等教育入手。
在這個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覺意識的理念準備和教育體制的穩步推進準備。
何謂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言：“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對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種文化自覺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古代文學，其中中國古代文學教育需要進行觀念的更新。
通過高等學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國人一種集體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個國家知識品格和觀念品格確立的主要渠道。
多年來，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經向我們展示的是無力和脆弱;純粹的語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則是無法接近知識深度的無奈和尷尬。
所以文化教育不僅僅是道德教育和語言文字教育。
在當今時代，只有從知識形態本身入手，促進科學與鑒賞的結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實踐力量。
目前，文學教育所承擔的以語言藝術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學教育，因為，由智力出發的語言藝術才是真正的文學藝術。
中文系學生所應習得的語言能力應建立在對自然和社會知識體系的認知和辨析之上，只有這樣的語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
在高等教育階段，必須處理好文學教育和知識本身的關系。
從知識觀出發的文學教育，將改變一切文學教育的路徑。
一、“知識社會學”理念在教育體系中的運用
“知識社會學”的概念是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中提出的，后經卡爾·曼海姆的發展成為一門引起廣泛注意的學術成果。
“知識社會學”關注的核心命題是：研究知識、思想的發生與社會的關系。
涉及知識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識在社會政策制定和實施中的影響。
將這一理論從西方帶到中國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漢論知識社會學》。
他將卡爾·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中的第五編翻譯成中文。
這篇譯文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社另印了單行本，名為《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一個從哲學本體意義上討論知識和社會中一切運行體制、社會中一切文化現象之間的關系。
在社會各種組織體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識和傳承知識的主要載體。
當今在教育學領域中越來越注重從“知識”視角來反思大學的身份，如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強調在知識傳承中的大學身份：“大學是現代社會的知識中心，它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深深地卷入社會發展的格局之中。”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職演說(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紐約時報》)中，反思當今大學教育體制下學生的知識構成：“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至少在一所大學里，很少有人會承認說—幾乎沒人能驕傲地承認——從未閱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同時他補充說，“但是要說到不認識染色體基因，那再正常不過了。”時至今日，科學的發展日益細致，而中文系的學生并不在這個知識領域中出入。
在當今的人文學術界，同樣開始關注知識本身。
福柯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是人文學界又一杰出的哲學著作。
它反思西方的知識和思維方式，來考慮知識和人類理性的關系，“福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中主要從認識論的角度對歐洲背景下，古代知識系統得以向近代知識學科體系躍遷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話語內的歷史性考察。
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類’，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類’，在福柯看來，‘分類’即對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體現了不同知識體系的差異。
而知識體系從一種分類向另一種分類的裂變，體現的是知識體系自身‘認識型’的裂變”①。
無論馬科斯·舍勒、卡爾·曼海姆還是米歇爾·福柯，他們均從哲學的高度引領世界學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體系作為主要的知識傳播途徑，需要以“知識社會學”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現狀。
二、課程體系中的知識選擇和認知維度的擴展
國家在制定課程政策時，由教材為核心的課程體系決定了哪些“知識”可以進入到人文體系的傳承中。
現代大學課程體系中的知識傳承渠道是以“教材”為中心的，課程體系中篇章的選擇與刪改，是國家整個教育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人文教育來說，只有廣闊的知識認知才能引導心靈產生整體的、深刻的觀念認知。
大學古代文學教育應該關注與科學發展相關的社會文化，關注自然知識的社會屬性，人文教育必須要借助自然科學知識來擴展人的元認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學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類，在“作品選”的范疇內比較權威的有朱東潤先生的《歷代文學作品選》等等。
之外，比較新的成果是近年來很多高校從文體的角度，重新編選古代文學作品。
這類“作品選”著重于對文體意識的培養。
在“文學史”的范疇內，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預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主要是從思想、語言、文學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學作品。
這些教材在內容上相互補充，大致構成了今天古代文學教育的主要知識來源和國人基本的公共話語資源。
在現有的人文教育傳承體系中，唯一缺乏的是從知識的角度出發去對中國傳統的文獻進行選編推廣。
編選這個行為本身，代表著我們對傳統知識和文化在當今價值的重估。
對于古代文學教育，我們似乎過重于觀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學知識如何有效地進入到人文體系的教育中。
我們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觀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體系，缺乏和傳統知識體系(而不是觀念體系)相勾連的機制。
在文學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憑借一種知識反思把握中國的古代文學中的知識體系。
從知識角度出發的選編，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學作品。
何謂文學經典?最早的文學經典即是人類文化的起點。
早期文學中渾然不分的學術形態，體現的是人們在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禮樂文化的傳承中，所獲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現在文學上，則是一種智力的訓練和語言表述習慣的逐步形成。
早期經典的語言表達方式參與了人類思維的形成和文化的創建，客觀的知識通過語言的形式開始取得一種清晰性和審美感知。
語言的完善性能夠與早期知識形態的完善性相容。
因此，就知識與語言的關系看，所謂的文學實際上一種知識和語言對我們的文化所做出的規定。
我們舉例來反思一下古代文學作品選編中的盲點。
對于《史記》的選編，基本每一個文學史、作品選，都選有本紀、世家，但竟沒有一本選書、志。
本紀與世家，是以人為主題，以情節為手法表現人文價值理念的文體形態，而書、志則是關于天文、地理、律歷等基本自然科學知識的描述。
這些知識本是每一個世紀中每一位文學學習者的知識修養，也應是我們這些從傳統走過來的國人的基本知識修養，然而我們的文學教育竟從不關注。
唐朝曾發起古文運動，提倡文學創作應具備鮮明的知識品格和實踐品格。
伴隨這種理念，唐代的文學界誕生了一種文體“記”，其創作數量驚人。
唐代古文運動主張散文應恢復“文以載道”的現實品格，韓柳古文運動所提倡之道者，即為物理、事理也。
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記是古文運動的主要文章形態。
關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選編，對其《永州八記》中稍稍涉及一點地學知識的散文，則寧缺而不選，文學對自然科學的排斥竟達到這種地步!古文運動所提倡的文章應體現鮮明的知識品格，在今天的知識傳承中并沒有得到弘揚。
或者夸張一點說，這種選編是對唐宋古文運動的核心精神的一種背叛。
今天知識的分科，雖然使文學教育有了自己的專屬領地，即思考我們傳統的人文價值理念和語言藝術。
然而沒有古代傳統的知識體系，就沒有古代傳統的思想體系和語言體系。
這就涉及思想、知識和語言這三者的關系。
今天在古代文學學術界，我們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沒有一種方法體現了從知識出發，從而在知識的有序演進發展中，研究文學和文體的演變發展。
如何去建構文學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歷史……即人文自然科學史，或者說，當今的文學教育在教材選編上，選擇吸收歷史、地理等各種自然科學知識的限度、途徑、方法如何?而同時，我們面對著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價值理念的沖擊，我們肩負著建構我們今天新的知識、道德理念的任務，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識體系，并借助人文科學主義的具體變革，以認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構，是知識傳承重要的一環。
三、科學知識的認知思維與語言藝術的關系
對于文學教育的核心——語言藝術教育，也必須從知識的角度進行反思。
語言是我們把握這個世界的唯一中介。
語言表達的特殊性制約著人們共同的思維規律和形式。
從語言藝術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須積極提倡小學功夫。
小學中的訓詁，其主要特征在于對于詞語與詞語間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觀念正是建立在對事物特征的細微區別上。
在中國傳統社會，小學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這種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選知識本身因為語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種固定和強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學教育卻不去考慮語言教化對于價值理念的生成作用。
我們必須深刻明白，語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在思維中產生的秩序，經過教育而逐漸擴展為了一種世俗智慧，同時語言也賦予這種思維以清晰性。
只有思維方式才能使我們成為全部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們與熟知的事物之間保持一種完整、牢固的關系。
語言與思維、知識的層級、知識的轉化關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個命題。
語言與知識和文明是同步發展、同步呈現的，在語言的肌理里滲透的是科技思維，不茍且運用語言，本身是科學思維的繼承。
科學人文主義是要將語言、知識、文化看成一個綜合體。
課程教學活動是完成知識傳授和實施的重要過程。
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學科知識的形成過程，再現學科知識的形成過程。
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優秀，在于它細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
而學術研究和文學教育的第一步驟，是應展現文學用語言追捕事實的能力。
而以語言藝術為核心的文學教育，已經為我們展示了它的不盡如人意之處：在學生的大腦中，詞語與事物之間并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系，而只不過牢記一些短語以備考試時使用，這種傾向使很多人的文學知識充滿著大量毫無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詞。
這些語言從根本上不是學生自己的語言，而是一堆零亂的詞語碎片。
這完全背離了文學的本質。
無論中文系學生還是理工科學生，所表現出的語言上的欠缺，實際上是認識能力和相關性的散失。
知識的認知思維培養，在教育體系中，主要由教師承擔。
古代文學教師的任務，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識體系典范，給予學生認識和鑒賞事物的一種指導，教師的角色必須是經典學家和經典的闡釋者。
所謂經典，即它在內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識體系給以認識事物上的一種指導，所有今天的文學教育都是我們早期積累的知識的實踐。
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下，文學教育所揭示的語言規律使我們成為全部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使我們的語言與事物之間保持一種牢固的聯系。
文學研究和知識結合，將使文學語言獲得本質的秩序和聯系。
在今天科技作為知識網絡的基礎上，從西方到東方，科技作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題。
中國古代，社會和自然科學文化本身具備著緊密的聯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國文學教育和科學教育本是殊途同歸。
于今天，我們提出通識教育，將其作為一種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復興的前奏。
因此，促進科學與鑒賞的結合，是當今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
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內在統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為文學教育者，應富有責任感，從知識的角度整理和認知中國的文學，從而達到對人文知識思想的真正整理。
文學教育中的知識品格的培養，必需明其知識之構成。
目前文學教育體系中自然科學知識的獲得的主要途徑是古文注釋。
在注釋中會延展到一部分中國傳統的認知系統。
但是這個認知系統大約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沒有深層的知識構成和知識體系的認知。
但是，完全如現在的歷史、地理學科，以具體而微的知識去解決自然問題，也不應是人文社會科學應屬的領地。
建立人文科學的知識平臺是需要覺悟后教育界和學術界共同的任務，雖然艱巨，但也有可循序漸進之處。
目前，我們應對策略中可以入手之處，是通過學術研究帶動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
第一，對遺忘的作家的發掘和文學家譜系的擴充。
對于這一類的古代文學家主要研究他們的學者身份和知識修養。
通過專門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視野重新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識體系，比如王應麟、戴震、乾嘉學派，但是這種研究不是當前的梳理脈絡式、總結思想式、作家考錄式，而是真正關注他們的知識修養。
第二，著重一些文體的研究和寫作，如賦體、記體。
學術界關于這些文體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轉變為教育體系中對某些作品的強調，并引起大學生寫作視點的轉化。
第三，對于類書的推廣學習。
學術界和教育界要產生一種對知識本身的興趣，通過競賽、獎勵等形式，引導全社會對實學文風的追求。
古代文學教育者應當是人類擁有最合理知識的群體代表。
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對于這樣的知識進行選擇。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識體系，我們雖以歷史為主要依托，思考價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學生卻沒有系統的歷史知識;我們雖以傳統的文化來栽培學生的智力，但學生卻沒有一點自然科學知識。
而當我們出現諸多問題，如道德闕如、理論過度西方化等觀念傳遞障礙時，是否和某種深層的培養學生知識積累、思想習慣的教育方式有關?但這一點，我們缺乏反思。
自然科學知識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語言與知識和文明是同步發展、同步呈現的，在語言的肌理里滲透的是自然科學思維，不茍且運用語言，本身就是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繼承，是對知識背后的思維的繼承。
科學人文主義是要將語言、知識、文化看成一個綜合體。
秉承這種理念，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必將引起課程結構體系、課程計劃、課程標準、教學方法的大變革。
注釋：
①潘晟.中國地理學的目錄學考察(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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